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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厂的空地上，三百多条汉子挤得满满当当。早上的雾气还没散透，混着人身上散出来的汗酸味、煤灰味和血腥味，空气浓稠得像一碗没搅开的浆糊。

赵铁柱站在一块破石碾子上，扯着嗓子喊了三遍，声音才勉强把底下交头接耳的嗡嗡声压下去。可那嗡嗡声没了，另一种声音又起来了——有人蹲在角落里擤鼻涕，有人用指甲抠脚踝上的血痂，有人把破棉袄裹了又裹，牙齿磕得咯咯响。

冷。饿。心里没底。

林平站在窑洞口，没进去，倚着门框看着空地上的人。三百多张脸，三百多种表情，可归根到底就写在脸上一个字：慌。

这些人昨晚上还是各自窝棚里的苦力，今早就成了里的人。身上穿的还是那件挖煤的烂褂子，手里拿的还是一双没处放的空拳头。有的人偷偷往窑厂外头瞟，那眼神林平太熟悉了——想跑。

赵铁柱从石碾子上跳下来，挤到林平边上，压低嗓子：林哥，不太对劲。刚才有七八个说要出去找吃的，我说等统一开饭，他们就不吭声了，可那眼神……

我知道。林平从兜里摸出烟盒，空的。他随手把烟盒捏扁扔了，老烟杆呢？

在后头做饭。就两口锅，三百多人，熬粥得熬到晌午去。

林平点点头，没再说话。他视线扫过空地边缘，那里蹲着几个年纪大些的矿工，缩成一团，肩膀在抖。旁边几个年轻后生瞪着眼，拳头攥紧又松开，松开又攥紧，躁得像关在笼子里的野狗。

这种状态，别说打仗了，一阵风就能把人吹散。

把杨教官叫来。林平忽然说。

赵铁柱一愣：杨教官？那个戴眼镜的书生？他来了才两天，底下的兄弟都不认识他。

杨教官来得很快。三十出头的年纪，灰布长衫洗得发白，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镜腿上缠着胶布。他走到林平面前站定，没说话，等着。

林平朝空地一努嘴：交给你了。半个时辰，让他们站住脚。

杨教官推了推眼镜，从怀里掏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粗布手帕，擦了擦镜片。他越过林平的肩膀看了一眼空地上那三百多号人，嘴角抽了一下，幅度很小，几乎看不出来。

他把手帕揣回去，抬脚走进了空地中央。

底下的人看见来了个面生的眼镜先生，有人抬头扫了一眼又低下去了，有人压根没注意到，继续抠自己的指甲。杨教官走到空地正中，站定，清了清嗓子。

声音不大，但很稳：兄弟们，站起来。

没人理他。旁边几个后生甚至扭过头去，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听不清，但语气里的不耐烦明摆着。

杨教官没生气，又喊了一遍：我说，站起来。

这回有几个人不情不愿地起了身，可大部分人还是蹲着坐着，有人干脆把脸埋进膝盖里，摆明了不想听。一个络腮胡子的矿工甚至嗤笑了一声，冲旁边的人挤眼睛：哪儿来的教书先生，跑这儿上课来了？

杨教官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忽然抬高了声音：不敢站起来是吧？行。那我蹲着跟你们说。

他说蹲就蹲，撩起长衫前摆，两腿一弯，在满地煤灰和碎砖上蹲了个实实在在。裤子膝盖那儿立刻洇出两块黑印子。

底下有人愣住了。蹲着说话的，他们没见过。那些穿制服的人哪个不是叉着腰站着拿鼻孔看人？这个眼镜先生一屁股蹲下来，跟他们平齐了，这反倒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了。

络腮胡子也不笑了。

杨教官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子擦了擦水汽，声音放低了些，低到只有最前面几排的人能听清。但他不急，慢慢说，一字一句地送出去：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昨晚上还在窝棚里睡觉，今天就成了。什么队伍？往哪儿走？明天还吃不吃饭？后天会不会有人拿枪顶着你们的后脑勺？

空地上安静了。

这些事，我也在想。杨教官把眼镜重新戴上，目光扫过面前这一张张脸，平平的，没有大道理的语气，像两个蹲在墙根底下闲聊的人，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另一件事。昨晚上你们被锁在那间铁皮房子里的时候，外头的人在干什么？

他顿了一下。

外头的人在睡觉。在数钱。在喝热酒。在商量明天多扣你们几个铜板的工钱。他的声音依然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楔子，然后有人翻墙进来，把你们从铁铐子底下刨出来了。那个人不是你们亲戚，不是你们同乡。昨晚上之前，他连你们叫什么都不知道。

空地最前排，那个肿眼的中年汉子猛地抬起了头。他眼眶里那层水雾没散，但眼神变了，从刚才的涣散变得聚焦，像一截被重新点燃的灯芯。

杨教官站起来，这回他没蹲回去，就那么站着，低头看着他们：你们三百多号人，昨晚上要是没被救出来，今天早上应该在哪儿？

没人开口。所有人都知道答案：在国军的刑讯室里，在荷兰人的砖窑里，或者在乱葬岗的土坑里。

所以你们现在坐在这儿，慌什么？杨教官的嗓子有点哑了，你们已经死过一次了。死过一次的人，还怕饿一顿肚子？怕明天没地方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