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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令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由荷兰人单方面宣布的，坤甸港区及附近十海里范围，所有运往坤甸的民用商船一律拦查，载有基本生活物资的船只被要求原路返航，理由是涉及安全审查。消息传到坤甸市区的时候是第二天的上午，市政厅外面聚了一些专门跑短途运输的船主和货商。
赵铁柱站在市政厅一楼大厅的门边听了好一会儿，然后上楼进了办公室。陈默当时正在桌边看一张从新加坡转来的海图，图上用铅笔勾出了荷兰人在坤甸港外设置的拦截点和巡逻航线。他们派了三艘巡逻艇，在港区外组成了一道弧形的封锁线。商船从哪个方向进来都会被拦。粮食、药品、布料、煤油，全在禁运名单上，连咸鱼都不让进。
林平站在桌子的另一端，俯身看了几秒海图上的勾画：他们想耗。矿区内的粮食储备还能撑多久？
吴广平从桌角抽出一本账簿翻了几页，手指按在其中一行上：按目前矿区加市区的人口算，口粮存量够用一个半月，药品和煤油更紧，顶多三到四周。
室内的安静持续了片刻。陈默把海图从桌上拿起来卷好塞进一个纸筒里，放在墙角的文件柜上，动作不急不慢：有华侨商船在想办法绕过封锁。南洋那边的华人商号有自己的门路，荷兰人拦不住所有船。先等两天看看。
两天之内，坤甸港外没有一艘船靠岸。港区的货栈空了半排，码头的缆桩上系着的只有几艘本地的小渔船，船身随着潮水的涨落轻轻摇晃。码头上的人比平时少了一些，偶尔有人站在栈桥尽头往海面上看一会儿，海面上什么也没有，只有灰蓝色的海水延伸出去和天空融成一线，偶尔有一只海鸟低低地掠过水面。
第三天清晨，码头值夜的人发现一艘吃水很深的商船正在缓缓驶入港区。船体比本地常见的货船大了一圈，船头涂着暗红色的漆，烟囱冒着灰色的烟。甲板上站了几个人，穿着普通的水手服，朝岸上挥手。船靠岸之后缆绳扔过来系在桩上，舱盖掀开，里面码着成袋的大米、成捆的布料、煤油桶和几只贴着药房标签的木箱。
货主从驾驶室里出来，是个穿短褂的中年人，下巴上有一道旧疤，自称姓程，是从新加坡过来的，说南洋的华商凑了一条船，听说这边缺东西。
卸货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大米袋一袋一袋从舱口递出来码在栈桥上，煤油桶滚着上岸被接住立稳，药箱两只两只地抬上岸。赵铁柱蹲在码头上用铅笔在纸上记着数，每卸完一类就在记录上画一道。卸完货之后程姓船主站在岸边跟林平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南洋那边的几个商会正在联络更多船主，同样的航线会陆续有船过来。
第四天上午第二艘船进了港。装载的是铁皮桶装的咸鱼、几捆缆绳和几袋绿豆。第五天下午第三艘船也到了，这次的物资更多一些，除了粮食和布匹，还有几箱火柴和蜡烛，以及两大桶食用油。码头上的人开始习惯这种节奏了，每天有人值班等着接船，船一靠岸就有人上前搭话、登记物资、组织卸货搬进仓库。
荷兰人在海上拦截了几天没有结果之后，巡逻艇的出现频率下降了。第一周过去之后，拦截动作也变得不如之前那么严密。又有两艘船顺利进来了，一艘是从巴达维亚过来的，装载的是缝纫机和少量铁钉，另一艘来自槟城，运输的是纸张和文具。货主之间互相不认识，到岸之后各自卸货结账便离开。
第七天傍晚，一艘来自香港的货轮靠了岸，卸下了几只铁皮箱。铁皮箱没有被搬进市政厅的仓库，而是由陈默直接带人送到了市区东面的营房。他在营房门口开了一只箱子检查里面的包装，随后将箱子留在营房内，由几名负责物资管理的人接手处理，其余部分根据清单陆续运往不同地点。
海面的封锁线在第十天左右已经形同虚设了。荷兰人的巡逻艇还在，但拦截商船的动作变得敷衍，有时候远远看到有船过来就调头走了，有时候让船在封锁线外停一小段时间便放行。
南洋各地的华商船主在港区内来来回回络绎不绝，有人在码头边临时搭了遮阳棚，摆了一张简易桌子，烧了一壶茶。有人把船上的货物卸完之后坐在船头抽烟，等下一批货装船。
码头边那间遮阳棚在第十二天的时候多了一张木板钉成的长桌。程姓船主又来了第二趟，这次船不大，吃水也不深，带了少量补充物资。他在码头停留期间，在长桌上放了一沓纸和一支笔，旁边搁了一小盒墨水。他不时在纸上写划着什么，有船主经过时会隔着桌子打声招呼说上几句话。
不少船主坐下歇脚喝茶的时候，就顺着他的话聊起各自跑船遇到的状况，有人说在外海碰到荷兰巡逻艇给吓出一身汗，最后靠贴着礁群绕了半天才躲过去；也有人说这次装货的时候，新加坡的商号半卖半送，只收了不到一半的成本钱，剩下的都说是给同乡凑的应急份。程船主把这些都一一记下来，小半天功夫那沓纸就写满了小半本。
同一时间，远在坤甸市区东面营房附近的一间房间里，有人正对着一台发报机调整频率。耳机里传来细微的电流声，操作员没有发报，只是握着耳机听了一段，然后将其放回桌面。外面的天色逐渐暗下来，窗户敞开的地方能看见远处港区码头上亮起的几盏煤油灯，灯光明灭不定，顺着栈桥延伸的方向一路排过去。
从港口到市区的路上，有人扛着一袋米从码头方向走过来，用肩膀托着袋底保持平衡，袋子边角扎紧了麻绳。路边有人在骑自行车经过，车铃轻响了两声便远去了，声音在晚风中消散，只留下铁质摩擦般的余音在空气中持续了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