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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江涛刚上任的时候，意气风发，野心勃勃，一心想干出一番大事业，想让亚尔乡摆脱贫困。可干事创业离不开钱，亚尔乡是个穷乡僻壤，乡财政十分困难，有时候连干部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没过多久，他就盯上了基金会这块“肥肉”——虽说基金会是集体性质，名义上是为农户服务，但谁掌握了放款审批权，就等于掌握了乡里的经济命脉，就能拉拢人心、培植自己的势力。可乡财政的审批权一直握在乡长尕依提手里，基金会自然也成了尕依提的势力范围。更关键的是，尕依提背后有副县长吾守尔撑腰，两人是儿女亲家，关系非同一般，在县里说话很有分量。

尕依提根本不惧怕于江涛，他是名正言顺的乡长，分管政府经济事务，在财务签字权上寸步不让。于江涛有很多好的想法和规划，因为没有资金支持，根本推不动，久而久之，两人的矛盾就越来越深，慢慢摆到了台面上。开会的时候，两人常常因为意见不合拍桌子、吵红脸，私下里更是互相拆台、明争暗斗，原本好好的工作局面，硬生生被搅成了一滩浑水，很多工作都陷入了停滞。

于江涛在办公室琢磨了好几天，想出了一个“高招”。在一次乡党委会上，他以“财务审批要公开、公平、公正”“加强党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为由，提出成立所谓的“财经领导小组”，自己担任组长，让尕依提和其他副乡长担任副组长。明面上说的是集体决策、规范管理，实际上就是想把财务审批权攥在自己手里，架空尕依提。会上还明确规定，凡是基金会放款超过五千块的，必须经过财经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可谁都知道，领导小组讨论不过是走个过场，最终还是于江涛说了算，尕依提实际上被剥夺了签字权，在基金会的事情上，再也没有了实际的话语权。

尕依提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他觉得自己是乡长，政府的经济事务本就该由他分管，于江涛这是越权抢功，分明是不把他放在眼里。两人先是在乡党委会上吵得面红耳赤，拍着桌子互不相让，后来干脆撕破了脸，再也不顾及同事情分。尕依提直接带着基金会的部分审批记录，一趟又一趟地往县政府跑，找县领导告状，整整闹了小半年，把县领导缠得没办法。最后，县领导出面调解，让两人各让一步，定下规矩：基金会的大额放款，必须两人共同签字才能生效，监管权由两人共同负责。

可两人之间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平日里在单位见面，连个招呼都不打，形同陌路。乡里的工作也被拆得支离破碎，很多事情因为两人意见不合、互相推诿，迟迟无法推进。有好几次，村里的灌溉工程因为两人各执一词、谁也不肯让步，硬生生拖了三个月才开工，耽误了农时，不少村民因为浇不上水，庄稼长势受到影响，心里满是怨气，四处抱怨。

更可笑的是邻乡策达乡，时任乡党委书记耿多雨看到于江涛这么做，也有样学样，照搬着在策达乡成立了“财经领导小组”，把基金会的审批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根本不把乡长多来提放在眼里。多来提是个暴脾气，哪里忍得了这种气，直接把基金会的公章锁在了自己办公室，说什么都不肯交出来。两人为了盖章、签字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基金会差点停摆——有个村民家里孩子得了重病，急需钱做手术，跑了十好几趟基金会，都因为书记和乡长互相推诿、谁也不肯让步，拿不到贷款，最后还是村民托了好多关系，四处借钱，才勉强凑够钱，把孩子送进了医院。

这件事后来传到了县里，县领导把耿多雨和多来提叫到办公室，狠狠训了一顿，两人迫于压力，才不情不愿地定下规矩，勉强配合工作。可策达乡的人都知道，这两人心里的疙瘩，这辈子恐怕都解不开了，平日里工作还是互相拆台，很难配合到一起。

以前楚君听到这些事情，还觉得于江涛、耿多雨他们太过于争权夺利，为了一个基金会，把上下级关系、同事情谊都抛在了脑后，格局太小，太不值得。可现在想来，他们争来争去，费尽心机，争的不过是一个即将被取缔的“空壳”，就像农村老话里说的，狗撵猪尿泡，空欢喜一场，想想都觉得荒唐又可悲。可可悲的背后，更让他揪心的是，这些争权夺利的闹剧，会不会留下一堆烂账、一堆麻烦，最后要由他和现在的镇班子来收拾烂摊子？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头皮发麻。

他定了定神，用力眨了眨眼，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梳理自己对基金会的了解——其实他对基金会的具体运作，并不深入。虽说他是镇党委书记兼镇长，手握大权，但他向来信奉“抓大放小”，把具体的政府事务，都交给了拜尔、齐博、热哈提三位副镇长，其中，行政和财务大权，更是全权交给了常务副镇长拜尔。在他的印象里，拜尔做事干练、心思缜密，又是少数民族女干部，考虑事情周全，做事格外谨慎，凡事都按规矩来，从不越雷池一步，由她管着基金会，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而且，他刚上任的时候，就专门针对基金会的规范运作，召开了专题会议，反复强调纪律。他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记事本，翻到了那天的会议记录，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三条纪律：放款必须实地核查贷款人的资质，确保专款专用；不准给空壳乡镇企业放贷，杜绝资金浪费；不准碰房地产、证券这些投机领域，要真正服务于亚尔镇的实体经济，服务于村民的生产生活。当时参会的所有人都表了态，会严格遵守这三条纪律，他也一直记在心里。

他一直以为，亚尔镇的基金会是良性发展的典范，和那些被地方政府乱干预、乱象丛生的基金会不一样，就算上面要整顿，也能顺利过渡，不至于出大问题，更不至于走到被取缔的地步。可现在，丁副部长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所有的侥幸。

他再次拿起座机，拨通了丁副部长的电话，声音里带着几分急切，还有一丝没彻底熄灭的侥幸：“丁部长，亚尔镇的基金会，对咱们镇的经济太重要了，老百姓也离不开它，为什么非要取缔？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先整顿规范，非要一刀切？这样一来，老百姓的日子怎么办，镇上的小产业怎么办？”

听筒里传来丁副部长一声无奈的苦笑，语气里满是疲惫，还有几分无能为力：“楚书记，你太理想化了。不是所有乡镇的基金会，都像你们亚尔镇这样，能规范经营、良性运转。全国范围内，大部分乡镇的基金会，早就乱成一锅粥了，根本没法整顿规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基金会不是正规的金融机构，却干着金融机构的活儿，这就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系统性风险积累得太多了，再不取缔，社会稳定的局面就要出大问题，到时候就真的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