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市失业工匠的联名状纸，在帝国权力中枢荡开了一圈涟漪。内阁首辅柳如云和工部尚书赵明哲，这两个帝国新政的坚定推动者，都清楚这涟漪之下潜藏的暗流。

蒸汽机的轰鸣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也带来了新旧生产方式更替时的阵痛。单纯的赈济或压制，并非治本之策。

就在他们紧急商议，试图为那些被时代车轮暂时抛下的人们寻找一条出路时，一个更为深远、也更为根本的矛盾，正伴随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在帝国的另一个领域迅速发酵、显现。

洛阳南郊，洛水之畔，一片名为“锦绣川”的沃土。这里水渠纵横，土地肥沃，出产的稻米和果蔬，历来是供应洛阳城和附近行宫的佳品。

往年此时，田间应是农人忙碌，准备春耕的景象。然而今春，锦绣川靠近官道的大片良田，却显得有些异样。

田埂上插着簇新的木桩，上面挂着“陈记”、“隆昌号”、“四海货栈”等字样的小木牌，取代了原来刻有“王家庄”、“李家庄”等姓氏的界石。

田间偶尔能看到几个短衣汉子在丈量土地，却不见往日耕种的自耕农身影。

附近村落的茶寮里，几个老农打扮的人愁眉不展地围坐，唉声叹气。

“老张头，你那二十亩上好的水浇地，当真卖了？”一个皮肤黝黑的老汉问对面闷头抽烟的老者。

被称为老张头的老者，把旱烟杆在鞋底磕了磕，火星四溅，声音苦涩：“不卖咋整？‘隆昌号’的刘管事，开价一亩地比市价高出三成！现钱，当场点清！

我儿子在城里木器行当学徒，眼看要说亲，正缺一笔钱。我那地，累死累活一年，刨去种子、赋税，能剩下多少？卖地的钱，够在城里盘个小铺面，让儿子有点基业了。”

“唉，话是这么说。”另一个老汉接口，“可地是咱庄稼人的根啊！卖了地，咱以后吃啥？指望城里那铺面？万一赔了……”

“赔不赔的，总得试试。”老张头叹口气，“再说了，不卖也不行啊。你没见隔壁李家庄的李老四？他家那三十亩地，被‘四海货栈’看上了，死活不肯卖。结果怎样？

人家不知走了什么门路，县里忽然就说他家田契有问题，要重新勘验，还说他家历年积欠了水渠修缮钱！硬生生逼着他低价转手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这帮子奸商！原先不过是些贩货跑船的，如今仗着给朝廷修铁路、开工坊，赚了几个臭钱，就来祸害咱们庄稼人！”

黝黑老汉愤愤不平，“他们懂什么种地？买了地去，还不是租给佃户，收更高的租子？或者干脆囤着，等价钱更高了再转手！苦的还是咱们！”

“谁说不是呢！听说城里那些做大买卖的，都在抢着买地，尤其是洛阳、汴州这些好地方的田地。价钱一天一个样！原来那些有地的老爷们（中小地主），要么也扛不住高价卖了，要么就跟他们争，听说还闹出过官司！”

类似的场景，不仅发生在洛阳近郊。

山东青州，一处盛产丝绸的庄子，本地一个传承数代的缙绅家族，正与来自登州的海商巨贾陈家，为争购毗邻的五百亩桑田闹得不可开交。陈家开出的价码，让缙绅家心动不已，但祖产又不愿轻易放手。

河北真定，一处临近官道的熟地，被经营铁器发家的山西商人看中，欲建一处货栈和车马行，与世代居住于此的几户自耕农发生冲突，商人疑似买通里正，在丈量土地上做了手脚。

土地，这个农耕帝国最根本的财富象征和稳定基石，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在工商业中迅速膨胀起来的新富阶层手中集中。资本的洪流携带着蒸汽机带来的巨额利润，开始猛烈冲刷旧有的土地占有格局。

这既挤压了原有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空间，也开始触动那些依靠土地收租和地位的传统世家的利益，更埋下了失地流民增多的隐患。

庆福宫的书房里，李贞正在听柳如云禀报近期户部汇总的田亩交易情况。巨大的书案上摊开着数卷文牍和图表。

柳如云今日穿着正式的绛紫色官服裙裳，头发一丝不苟地绾成高髻，插着一支简洁的玉簪，脸上脂粉淡施，眉眼间带着连日操劳的倦色，但眼神依旧清亮锐利。

她指着图表上一条陡峭上扬的朱红色曲线，声音平稳清晰：“陛下请看，这是永兴元年至今，洛阳、汴州、郑州等河南府核心五州，非农户，主要是无官身、无世爵的工商富户。

他们购置上等田产的交易宗数和总亩数，去年比前年增加了三倍有余，今年开春至今，势头更猛。交易均价，也被他们抬高了近五成。”

她又指向另一份文牍：“这是各地报上来的田产纠纷案卷，近三个月，涉及富商豪贾强买、巧取，与本地农户、中小地主争讼的案子，比去年同期多了十七起。山东、河北、乃至淮南，皆有呈报。”

李贞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扶手，目光落在图表那刺眼的红色曲线上，没有立刻说话。

“工商兴利，富国强兵，是国策。这些年，朝廷放开海贸，鼓励工坊，修建铁路，这些人确实出了力，也赚了钱。”

柳如云继续道，语气冷静得像是在分析一堆数字，“钱多了，想置办恒产，买田置地，是人之常情，也是自古惯例。田地，毕竟是根本。”

“但若放任不管，”李贞接口，声音听不出情绪，“这根本，就要从大多数农户、甚至不少世家手中，集中到少数豪商手里了。

长此以往，国库赋税基础动摇，失地之民流徙，兼并之家坐大，非国家之福。管子有云：‘地者，政之本也。地不均平，政不可正也。’”

“陛下圣明。”柳如云微微颔首，“户部诸员连日商议，参照前朝旧例，结合当下情势，草拟了一份《限田令》草案，请陛下过目。”她从袖中取出一份装订整齐的奏章，双手呈上。

李贞接过，展开细看。奏章条理清晰，细则周密。

核心是三条：其一，严格限定无科举功名、无世袭爵位、非军功授田的工商富户在最肥沃、产量最高的“上田”区域的购地数量上限，按州府人口、田亩总数设定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该户现有田产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且单次购买不得超过百亩。

其二，大幅提高此类田产交易的契税和过户费用，并增设“田产超持税”，对超出限额部分，按年课以重税。其三，严厉打击利用非法手段强买、侵占田产的行为，地方官稽核不力或参与其中者，严惩不贷。

草案也并非一味打压，后面附有补充条款：对于积极响应朝廷号召，投资于“新式工坊”、矿山开采、铁路延伸段修筑等“实业”的富商，可在其投资所在地，享受一定年限的税收减免或优惠；其在原籍或常住地购买“中田”、“下田”或荒山、滩涂等进行改良垦殖的，限制可适当放宽。

“考虑得很周全。”李贞看了约莫一盏茶时间，放下奏章，“既卡住了他们无序兼并上田的口子，又留了投资实业和开垦荒地的出路。尤其是这‘田产超持税’，以税代禁，高明。既能抑制兼并，又能为国库增收。”

他抬眼看向柳如云，“只是……此举无异于从这些新晋富豪口中夺食，他们能甘心？朝中恐怕也会有声音，说朝廷‘与民争利’，过河拆桥。”

柳如云平静地回答：“利，有公私之分，有远近之别。任其兼并，肥少数之家而损国家之基、万民之本，此为私利、近利，实为大害。

导其资财入工矿实业，利国利民，亦利其长远，此为公利、远利。臣妾相信，有识之士能明此理。至于那些只图眼前田地之利、罔顾大局的……”

她顿了顿，语气依旧平稳，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断，“陛下推行新政，富国强兵，非为滋养兼并之豪强。此令，正是为了新政能行稳致远。些许喧嚣，在所难免。

户部已准备好相关历年数据、地方案例，以及若不加以限制，未来三到五年可能出现的田亩集中、粮价波动、流民滋生等推演图册，可在朝议时呈览。”

李贞看着柳如云，她站在那里，身姿挺拔，目光澄澈而坚定。这个女子，从当年东宫里的柳良娣，到如今执掌户部、位列首辅的柳相，始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该做什么，并且有足够的智慧和手腕去推行。

她或许不像慕容婉那般细腻周全于宫闱，也不像赵敏那般果决于军旅，但在治理国家、梳理经济方面，她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敏锐和胆魄。

“好。”李贞最终点了点头，将奏章轻轻放回案上，“明日大朝，你将此草案提交阁议。朕也会看看，都是哪些人，会为了那些兼并之徒，来跟朕，跟朝廷，讲这个‘利’字。”

就在《限田令》草案在庆福宫书房被敲定的同时，洛阳城东南角，一所新购的、极尽豪奢的园林宅邸里，正在举办一场私宴。主人是近年来因承包部分铁路建材和投资新型纺织工坊而暴富的巨贾周炳坤。

席间珍馐罗列，歌舞曼妙，作陪的除了几位同行巨贾，还有两名穿着常服、但气度不凡的官员，他们是某位郡王府上的官员，背后隐约站着某位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