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田令》的草案在朝堂和洛阳的富豪圈子里激起了层层浪涛。

富商们的联名抗议书、通过各种关系递上来的陈情状，乃至某些宗室、官员委婉的“劝谏”，开始陆续出现在内阁的案头和几位重臣的府邸。

柳如云每日下朝回府，门口总有几个自称是某某商号代表的人想要求见，都被她以“公务繁忙”为由挡了回去。但压力是实实在在的。

她那位靠经营工坊和地皮迅速发家的兄长柳如风，也亲自登门拜访过一次，虽然言语间颇为客气，只是“请教政策”，但话里话外也是希望她能“体恤商贾之难”。

柳如云接待了兄长，奉茶叙话，对家族生意关怀备至，但一触及《限田令》的具体条款，便滴水不漏地以“此乃国策，需通盘考量”挡回，最后还反过来劝兄长“眼光放长远，实业之利，方是久安之道”。

柳如风乘兴而来，终究未能达成目的，只得悻悻而归。

然而，就在朝野目光大多聚焦于土地之争时，另一场或许影响更为深远的论战，已悄然在帝国选拔人才的最高殿堂，科举制度领域，拉开了序幕。

这一日大朝，兵部尚书赵敏出列奏事。她今日未着繁复宫装，而是一身合体的绯色官服，腰束革带，脚踏乌靴，头发在脑后绾成利落的圆髻，以一枚样式简洁的金环束住，整个人显得英气而干练。

她手捧笏板，声音清越，在安静的朝堂上格外清晰。

“陛下，太后，诸位同僚。”赵敏开门见山，“自陛下登基，太上皇与太后励精图治，整军经武，边军器械，日新月异。然，新式火枪、火炮，乃至改进之床弩、投石机，构造日益繁复，非仅凭力大勇猛之夫可操控维护。

近年来，各边镇及将作监下属军器工坊，屡有上报，言及精通器械原理、能制图演算之专门人才，极为匮乏。往往一匠师病老，其技艺便难以为继，新式军械推广、维护，皆受掣肘。”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御座上的李弘和垂帘后的武媚娘，继续道：

“故，臣斗胆建议，扩大‘武举’常制规模，于现有骑射、韬略、臂力等科外，特设‘器械营造科’。选拔通晓算学、格物基础，能识图、绘图，明了杠杆、抛射、冶铸基本原理之才。

中试者，可入将作监，或充实边军器械营，授予相应职司。如此，可解军械人才青黄不接之困，亦可使匠作技艺，得有学识之人传承发扬，推陈出新。”

说着，她竟从袖中取出一卷小幅绢帛，当殿展开。上面是用炭笔勾勒的几种常见守城器械的简图，并在关键部位标有细小注释。

“譬如这改良之悬门绞盘，若此处齿轮配比稍差，便需数倍之力，贻误战机。又如此处连杆，若材质处理或受力计算不当，久用必裂。”

她指着图纸，侃侃而谈，言语间对器械结构的熟悉程度，令不少文臣侧目，也让一些武将暗暗点头。

赵敏早年便以协助李贞参加并州之战而显露才干，执掌兵部后，更是不避斧钺，常深入工坊、军营，绝非纸上谈兵之辈。

赵敏话音刚落，刑部尚书狄仁杰也手持笏板，稳步出列。他年岁稍长，面容清癯，目光锐利，带着多年断案历练出的沉稳与洞察力。

“陛下，太后，赵尚书所言，乃强兵之要。而臣于刑部，观近年来地方呈报之案卷，亦深感时移世易，治国需才，其‘才’之内涵，亦当有所损益。”

他声音不高，但条理清晰，字字入耳：“今我朝工商日兴，货殖繁盛，铁路修筑，工坊林立，田亩交易，跨州连郡。随之而来，钱粮账目、契约纠纷、工程勘验、市舶税务等事，日益繁杂。

地方官吏，若只通经义，不晓算学，则赋税核算易生纰漏，给奸吏可乘之机；若不明律法细则，则断案量刑难免偏颇；若对营造、水利等事一窍不通，则工程验收、河工拨款，极易被人蒙蔽。”

狄仁杰从袖中取出一份文牍，这是他从历年案卷中摘录的实例。“去岁，汴州仓廪亏空案，主事官吏即因不精算学，被仓吏以陈米充新米、虚报损耗等手段，历时三年，累计贪墨粮米近万石方被察觉。

同年，淮南修堤案，地方官不懂夯土、分水之要，被工头以次料充好，新堤次年即溃，酿成水患。此类案件，近年有增无减。

故臣以为，朝廷取士，除经义文章外，当稳定增加‘明算’、‘明法’乃至‘明工’（水利营造）等专科录取名额，并提高此类专科出身者在授官、升迁时之待遇，使学有所专、术有专攻者，能于合适之位，展其所能，以应实务之需。”

他最后总结道：“赵尚书所求，乃强兵之专才。臣所请，乃治国之通吏。二者皆为国家当前急需。若仍拘泥于诗赋文章取士，恐将来有‘君子坐论道，小人行其事’之弊，道既不明，事亦不举。”

柳如云在文官班首，微微颔首，随即出列补充道：“狄尚书所言，切中时弊。臣执掌户部，对钱粮、户籍、贸易数据，感受尤深。

近年来，经由‘?试’（一种针对有实际才干者的特别考试，内容侧重算学、律令等）入仕，或从地方书吏积功升迁的官员，在漕运、仓储、工程营造等需实务操持之部门，其考评优等之比例，远高于仅凭经义入仕者。

此非经义无用，实乃时势所需，人才亦当因势而导。适量增加专科名额，与经义取士并行不悖，可收广纳贤才、各尽其用之效。”

赵敏、狄仁杰、柳如云，一位是掌兵部的皇妃，一位是以断案安民着称的能臣，一位是总领政务的首辅，三人接连发言，有理有据，直指当前官员知识结构与现实治理需求脱节的核心问题。

许多务实派的官员，尤其是与钱粮、工程、律法打交道的部门主官，闻言不禁暗自点头。

然而，这番言论，却像滚油中滴入了冷水，瞬间在另一批朝臣中炸开了锅。

率先发难的是礼部右侍郎，一位年近五旬、以学问渊博、恪守礼法着称的老臣。他出列时，脸色因激动而有些发红，声音带着痛心疾首的颤音：

“陛下！太后！赵尚书、狄尚书、柳相之言，臣万万不敢苟同！科举取士，乃国家抡才大典，关乎士子心术、朝廷风气、天下文脉！所重者，乃是圣贤之道，经义文章！以此观其德，考其才，察其志！

若如赵尚书所言，增设什么‘器械营造科’，使匠作之事登大雅之堂，与骑射韬略并列，岂非本末倒置，使天下士子竞逐奇技淫巧，而荒废修身齐家治国之根本？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陛下！”

他话音未落，一位翰林院的老翰林也颤巍巍出列，他是三朝老臣，门生故旧遍布朝野，清望极高。“侍郎所言极是！狄尚书所谓‘明算’、‘明法’，不过吏胥之能，小道而已！

治国平天下，所赖者，乃是仁政德化，是圣人之教！若以锱铢算计、刑名律令为取士要途，则士风必坏，人人争为刀笔吏、算计徒，谁还肯埋头穷经，探究天理人心？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此方是士大夫之器！君子不器啊！”老翰林说到激动处，引用了《论语》中的名言，须发皆张。

“君子不器”四个字，如同一声惊雷，在朝堂上回荡。这是许多守旧派文臣心中最深处的信条和优越感所在。他们坚信，真正的君子，应该追求通才和大道，不应拘泥于具体的技能。

而算学、律法、乃至器械营造，在他们看来，都是“器”，是末流，是匠人和胥吏的事情。士大夫的责任是“治人”，而非“治于事”。

一时间，数名言官、御史，以及部分出身世家、以诗书传家的官员纷纷出言附和。

他们引经据典，从三代之治说到孔孟之道，痛心疾首地指责扩大专科取士是“重末轻本”、“败坏士习”、“动摇国本”，言辞激烈，仿佛此举一旦实行，煌煌大唐立刻就要礼崩乐坏，陷入万劫不复。

狄仁杰静静地听着，面色沉静。但熟悉他的人，如柳如云，能看出他下颌线条微微绷紧。待到反对声浪稍歇，他才再次出列。

这一次，他没有看那些慷慨激昂的老臣，而是转向御座，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力量，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

“诸位口口声声‘君子不器’。”狄仁杰缓缓道，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然则，臣有一问。若君子皆‘不器’，或耻于为‘器’，那么，谁来治水？夏禹可否算‘器’？谁来理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