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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衣内袋还残留着一点温热,我把它脱下来挂在门后。相机沉在口袋里,金属外壳不再发烫,但指尖碰到它时,还是缩了一下。走廊的灯坏了,屋里只有台灯亮着,光线偏黄,照得桌面像旧照片。
我坐下来,把相机拿出来,手指卡在后盖缝隙,停了两秒,掀开。胶卷还在里面,没拍完,也没取出来冲洗过。这台机子不用电,不联网,只靠机械走片,连测光都是手动。它记录的东西,不会被干扰,也不会说谎。
我抽出胶卷,放进显影盘。药水气味立刻散开,刺鼻,熟悉。等了八分钟,定影,冲洗,夹起来晾着。水珠顺着边缘滑落,在桌面上砸出一圈圈深色痕迹。
底片干得慢。我拿放大镜贴上去,一格一格看。
前几张是废墟入口,炸开的楼梯口,水泥块堆叠,杂草从裂缝里钻出来。再往后,是地下通道的墙面,布满霉斑和烧灼痕迹。这些我都记得,是三天前拍的,日志上有标注。
然后我翻到中间那段。
画面突然变了。
704室的门出现在镜头里,木门半旧,门牌号清晰——633。这不是现在的704,这是三十年前疗养所时期的编号。我认得这个角度,是我住进这栋楼第一天拍的,可那天我只是例行巡查,没有特别留意门牌。
更奇怪的是,门前站着两个人。
一个穿深灰风衣的女人,背对镜头,身形和我一样,扎着低马尾,左耳三枚银环在阳光下反光。她身边是个小女孩,七岁左右,穿酒红睡裙,脚上一双白袜,头发用珍珠发卡别着。
她们并肩站着,右手都自然垂下,拇指微微翘起,姿势完全一致。
我盯着那帧底片,放大镜压得太紧,玻璃发出轻微吱声。
我不认识那个孩子。
但我拍下了她。
我翻开笔记本,找到那一天的日志。纸页已经泛黄,字迹潦草,写着:“今日无异常。”痕。”
没有提拍照,没有提女孩,什么都没有。
我继续往后翻底片。
接下来几张全是她。
她在花坛边蹲着,手里捏一朵枯萎的玫瑰;她站在走廊尽头,抬头看天花板的裂缝;她坐在楼梯拐角,抱着膝盖,脸埋进臂弯里。每一张,背景都有我的影子——风衣一角,相机轮廓,或是玻璃窗上的倒影。
我一直在拍她。
可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把所有含她的底片摊在桌上,按时间顺序排好。最早的一张,拍摄日期是三年前五月十七日,我刚搬进704的第三天。最晚的一张,是两个月前,深夜十一点四十二分,地点在地下室门口。
我拿起放大镜,重新看第一张合影。
女人和女孩站姿对称,像是彼此模仿。但有个细节不对——女孩左耳光洁,没有耳洞,也没有银环。而我已经戴了三年。
除非……
我猛地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走到穿衣镜前。
风衣还挂在门后,我伸手摸了摸左耳,三枚银环冰凉。镜子里的人脸色发青,眼底有黑影,嘴唇干裂。我盯着自己看了很久,忽然把头发撩起来,侧头。
就在那一瞬,镜中人的衣服变了。
不是幻觉,是错觉叠加。光影的角度刚好让风衣的领口阴影拉长,盖住肩膀,下摆延伸,变成一条酒红色的裙子。我看见自己穿着睡裙,赤脚站在地板上,手里抱着一本相册。
我闭眼,再睁。
一切恢复正常。
可心跳没缓下来。
我回到桌前,手有点抖,把底片重新排列。这次按人物动作排序。我发现一个规律——每次她出现的位置,都是我现在常去的地方:阳台、厨房水槽、浴室镜子前。甚至有一次,她坐在我的床上,脚悬空晃着,床单压出明显的凹陷。
就像她一直住在这里。
就像她才是主人。
我翻开空白页,写下第一个问题:“她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