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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门在身后吱呀一声合上，没锁死，风一推就晃。我踩着台阶往下走，脚底传来水泥碎屑的颗粒感，一层比一层薄。头顶的楼体还在冒烟，不是大火那种黑柱子，是灰白色的、像烧完纸后浮在空中的细尘，慢慢被晨风吹散。

陈砚跟在我后面半步，脚步很轻，但我知道他在。他的影子落在地上，比我长一点，斜斜地压住我右脚边的裂缝。我们都没说话，从顶楼下来这一路也没说。话好像都留在刚才那片光里了，现在只剩下走动的声音，和远处一点点回来的动静。

街面已经有人站着了。

他们不是成群的，是一个一个突然停住的样子，像是走路走到一半忽然想起来自己是谁。有个穿灰色外套的男人站在路灯下，一只手还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举到眼前翻来翻去地看，好像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掌纹。旁边卖煎饼的推车冒着热气，摊主蹲在地上揉太阳穴，三轮车钥匙掉在脚边也没捡。

我停下脚步。

陈砚也停了。

我们站的位置正好是704公寓正门前的小道口，左边是塌了一半的花坛，右边是停着的一排自行车，有几辆倒了，没人扶。空气里那股灰烬味还没完全散，混着点潮湿的柏油味，闻着不难受，就是陌生。

然后有人看见了我。

是个老太太，头发全白，手里拎着菜篮子，站在马路对面的公交站台。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往前走了两步，又退回去，像是不确定。接着她抬手扶了扶眼镜，再看一眼，猛地朝这边招手：“哎！是你！前两天还在巷口拍照片的那个姑娘！”

我没动。

她自己穿过马路走过来，脚步有点急，篮子里的萝卜滚出来一个，她也没管。“真是你啊！”她说，“我记性不好，但我记得你这身衣服，还有那个相机。”她指了指我胸前挂着的老式胶片机，“你一直在拍这个楼，是不是早就知道会出事？”

我还是没说话。

她喘了口气，声音低了些：“我们……刚才怎么了？我记得我在买菜，一抬头，天还是黑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以为我睡着了，可我又明明睁着眼。”

周围的人陆续回过神，开始小声说话。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站在便利店门口，问丈夫：“我是不是晕过去了？我最后记得的是你让我去买奶粉。”男人摇头：“我也一样，就在路口等红灯，绿灯亮了，人就开始往回走，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没人哭，也没人喊。大家都只是站着，问问题，互相确认时间，翻手机——信号刚恢复，时间显示跳到了七点十二分，日期没错，星期也没错，就像中间那段黑掉的时间根本不该存在。

警笛声由远及近。

一辆警车从转角驶来，没有拉警报，慢悠悠地靠边停下。车门打开，林昭先下来的。她穿着制服，肩章上的反光条在晨光里一闪，腰带上挂着手电和对讲机，动作利落。她看了我一眼，没立刻过来，而是先转身指挥队员：“一组去东街口，把围栏打开；二组登记滞留人员身份，重点问有没有身体不适；医疗组先别收队，留两个人。”

她说话时语气平稳，眼睛却一直扫着人群状态。等安排完，才朝我们走来。

“情况怎么样？”她问我，声音放轻了。

“他们都醒了。”我说。

“记忆呢？”

“断了。”我说，“从昨晚八点左右开始，一直到刚才。”

她点点头，掏出本子记了两句，笔尖顿了一下：“你没事吧？”

我看着她。她没多问，也没用那种探查的眼神。她是真的在问“你这个人有没有事”，而不是“你的意识还完整吗”。

我摇了摇头：“我没事。”

她嘴角动了一下，没笑出来，但眼神松了半分。她转身对身边一名警员说：“通知社区中心准备临时接待点，今天所有街道巡查频率提高一倍。”然后回头对我说，“你们先别走远，可能还要录个简要笔录。”

我没反对。

她走开后，人群又开始往我们这边聚。刚才那个老太太拉着我的袖子：“姑娘，不管发生了什么，谢谢你活着站在这儿。你能看见这些，说明你是清醒过的。”她说着，眼眶有点红，“我们这些人，糊里糊涂地活过来，连自己丢了多少时间都不知道。”

一个中年男人接过话：“我女儿昨晚打电话说头疼，现在醒了，说做了个很长的梦，梦见她小时候住的老房子，还有她妈喊她吃饭。”他挠了挠头，“可她妈早就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