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象关，”

崇祯缓缓开口，“你所言私营建厂之事，非同小可。

即便朕允了，工部新设一司专管此事，又该授你何职？你现为从九品散官，若掌此司，品级……”

他看向吏部尚书王光祚。

王光祚会意，出列道：“皇上，按制，工部诸司主官为郎中，正五品；副职为员外郎，从五品；

其下有主事，正六品。若新设一司，即便从权，主事者亦不宜低于六品。”

他顿了顿，“然卢象关以白身晋从九品不过数月，若骤擢五六品，跨越十余阶，实无此先例，恐遭物议，坏朝廷铨选法度。”

周延儒立刻附和：“王部堂所言极是！朝廷名器，不可轻授。若人人因献策便得高官，则科举正途何用？纲纪何存？”

这话戳中了崇祯内心另一重顾虑——平衡。他需要能干实事的人，但也必须维护官僚体系的稳定与表面公平。

成基命试图争取：“皇上，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卢象关所长在实务，所献之策若能成，利在社稷。

授一工部主事（正六品），专司此事，并加‘协理’‘试职’等衔，以示权宜，待有成效再实授，或可兼顾。”

“不可！”

周延儒态度坚决，“六品主事已是朝廷中坚，掌一部一司实务，岂是儿戏？

更何况，此议本就荒唐——让一商贾背景之人，以工部主事身份，去经营自家船厂、油厂？

这到底是朝廷的工部，还是他卢家的工部？届时是官是商，如何区分？必生巨弊！”

争论再起。

卢象关冷眼旁观，心中渐明。周延儒并非完全针对他个人，而是维护一套固有的权力秩序与观念。

在这套秩序里，官是官，商是商，泾渭分明。而他这种模糊界限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崇祯的眉头越皱越紧。他想要卢象关去办事，却又不能（或不愿）为他打破太多规矩。

工部新司的提议，因私营之议与擢升难题，已陷入僵局。

这时，一直沉默的王光祚忽然道：“皇上，诸公，臣有一折中之议。”

众人看向他。

“卢象关献粮种、献新船、献水泥火油之策，于国有功；张各庄烧毁建虏粮草，于战有益；

更得河督、漕督乃至孙阁老联名举荐，其才已验。按制，有功当赏。其现为从九品散官，若外放地方，可破格擢升。”

他顿了顿：“山东青州府利津县，地处黄河入海口，兼具河港、海港之利。

臣闻该地有铁山，有石油渗出，附近亦有黏土、石灰石。此县贫瘠多年，正需干吏整治。

不若授卢象关利津知县（正七品），令其以知县之身，兼理造船、采油、水泥试制之务。

如此，既酬其功，合跃升之制，又予其实践之地，更将诸事限于一县之内，成则可推广，败则无大损。

且知县为朝廷命官，在辖地施政名正言顺，可协调地方资源，远比一工部主事空悬京师、无钱无粮来得实在。”

殿内安静下来。

知县。正七品。一县之地。

崇祯眼睛亮了。这似乎是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给了卢象关官方身份和施政之权，又将试验场限制在偏远小县；

升了官，却又未过分破坏品级秩序；事情办成了，功劳是朝廷用人得当；办砸了，不过一县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