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纯属虚构推理创作，如有雷同纯属意外巧合）。

景佑四年的春天来得迟。正月过完了，汴河两岸的柳枝才怯生生地吐出些绿芽。林明德离京那日，天空是铅灰色的，像一块洗不干净的旧布。

“青州路远，不比京中。”林念桑在城门外送行，亲自为儿子整理马鞍，“到了任上，多看多听，少说慢行。州县官是亲民官，一言一行，百姓都看在眼里。”

林明德一身青布袍，行李简朴，只两箱书、一箱衣物。他牵着马缰，望了望来路——汴京的城墙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那是他生长了十七年的地方。

“父亲放心，儿子记得祖母的叮嘱：脚要踩在泥里，眼要看着人。”

阿桑没能来送行，她染了风寒，这几日咳得厉害。但昨夜祖孙二人灯下长谈，老人将一枚褪色的平安符塞进孙儿手里：“这是你曾祖母留下的，带着它，就当祖母陪着你。”

马车缓缓启动时，林明德回头望去，父亲的身影在官道上越来越小，终于消失在扬起的尘土里。他握紧缰绳，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像是风筝断了线，又像是雏鸟初离巢。

此去青州，七百二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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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府衙的藏书阁里，林明德见到了他此生难忘的一幕。

那是他到任的第七日。作为新任录事参军，他的职责是整理刑名案卷、校勘地方志书。知府赵汝成是个和气的中年人，对他这个京城来的世家子弟颇为客气，将藏书阁的差事交给他，说“清贵，正适合林公子”。

藏书阁在府衙西侧，是一座独立的两层木楼。推开门时，灰尘簌簌落下，在斜射的阳光中飞舞如金粉。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墨味，还有某种难以言喻的、时间的味道。

书架上堆满了卷宗，有的捆扎整齐，有的散落在地。林明德挽起袖子，开始整理。最先清理的是地方志，《青州府志》从开国至今共有七版，他一本本排开，拂去灰尘。

忽然，他的手停住了。

在最新那版府志——景佑二年修纂的——旁边，放着一叠散页。纸色泛黄，墨迹深浅不一，显然不是同一时间所写。最上面一页，开头写着：

“景佑元年九月初七，黄河决口于青州段三家村。水高丈余，淹二十一村，死者……”

后面的字被水渍晕开，模糊不清。

林明德心头一跳。他记得朝廷的记载：景佑元年秋汛，青州“堤防稳固，仅局部漫溢，伤亡甚微”。他也记得张承那些陈情书里，有青州灾民的诉状，说的却是“尸浮遍野，十室九空”。

他小心地拿起那叠散页，走到窗边细看。阳光照在纸上，那些模糊的字迹仿佛活了过来：

“王家庄七十三户，仅存十九人。村长王老栓将自家房梁拆下扎筏，救起孩童十二人，自家孙儿溺亡……”

“李村祠堂内存粮三百石，里正李守义开仓放粮，后因‘私开官仓’被杖责五十，伤病不治……”

“灾后瘟疫，死者无算。官府掩埋不及，多曝尸荒野。有野狗食尸，双目赤红，见人则吠……”

一字一句，触目惊心。这不是官方文书的口吻，没有“圣恩浩荡”，没有“官吏用命”，只有最朴素的记录，像刀子一样直白。

翻到最后一页，落款处有一行小字：“此记为实，留待后人。”

没有署名。

林明德坐在窗下的旧椅上，久久不能动弹。阳光从窗格斜射进来，照着他手中的纸页，也照着书架上一排排装帧精美的府志。那些府志用最好的宣纸、最工整的馆阁体，记载着“皇恩浩荡”“政通人和”；而这些散页，纸是粗黄纸，字是潦草字，记录的却是血淋淋的真相。

“书”与“血”，在这一刻如此分明地摆在他面前。

“林参军？”

门口传来声音。林明德抬头，见一个老吏站在那儿，约莫六十来岁，背微驼，手里提着个水壶。

“在下周文简，是这藏书阁的看守。”老吏走进来，将水壶放在桌上，“赵大人吩咐了，说林参军在此整理典籍，让老朽照应着。”

他的目光落在林明德手中的散页上，微微一顿。

“周先生可知这些是何人所记？”林明德将散页递过去。

周文简接过，却不看，只是轻轻摩挲纸页边缘：“是前任录事参军，陈望之陈大人所记。”他的声音很低，像是怕惊扰了什么，“陈大人在青州十二年，景佑元年水患后，他走遍受灾各乡，记下这些。次年……他便病故了。”

“病故？”

老吏抬头，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是，病故。太医说是忧劳成疾。”

两人沉默地对视。窗外传来衙役的吆喝声，远处街市的嘈杂声，那些属于现世的声音，与这阁楼里沉寂的往事形成诡异的重叠。

“这些为何没有收入府志？”林明德问。

周文简笑了，笑容里有些苦涩：“林参军说笑了。府志是要呈送朝廷、颁行州县的，怎会记这些？”他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景佑二年版的府志，翻开其中一页，“您看这里：‘景佑元年秋，黄河微溢，知府赵公亲临堤防，督率吏民，保境安民。圣上闻之，特赐嘉奖。’”

寥寥数语，轻描淡写。

“那真相呢？”林明德的声音有些发颤，“那些死去的人呢？那些破碎的家呢？”

“真相……”老吏将府志放回原处，拍了拍封面上的灰尘，“真相在另一些地方。在幸存者的记忆里，在民间流传的故事里，在这些见不得光的散页里。至于那些死去的人——”他顿了顿，“他们死了，就不会说话了。而活下来的人，要么不敢说，要么说了也没人听。”

这话说得平静，却让林明德感到彻骨的寒意。

“周先生在府衙多少年了？”

“四十二年。”老吏走到窗边，望着院中那株老槐树，“从洒扫小厮做起，熬到如今。见过的官，有清有浊；见过的事，有真有假。年轻时也想不明白，后来懂了：官府要记的，是‘该记’的事；百姓记得的，是‘发生’的事。这两样，往往不是一回事。”

他转过身，从怀中掏出个油纸包，打开，是几块芝麻糖：“林参军尝尝，这是东街刘记的，几十年了，还是这味儿。”

林明德接过一块，含进嘴里。甜味在舌尖化开，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苦。这味道让他想起汴京，想起祖母，想起那些晨光熹微中的教诲。

“陈大人是个好官。”周文简忽然说，“水患那年，他散尽家财买粮施粥，在堤上守了七天七夜，落下一身病。可后来朝廷问罪，说他‘守堤不力’，要革职查办。是赵知府——那时候他还是同知——拼命保他，才改为降级留用。”

老吏的眼睛望着虚空，像是在看很久以前的事：“陈大人病重时，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还挣扎着要写。我说：‘大人，别写了，写了也没用。’他说：‘有用没用，都要写。不写，那些人就白死了；不写，后来的人就不知道，这堤为什么垮，这人为什么死。’”

藏书阁里安静极了，只有风吹纸页的沙沙声。

“他最后写下的，是‘真相不死’四个字。”周文简的声音轻得像叹息，“写完就咽气了。那四个字，我偷偷收着，没让任何人看见。”

林明德感到喉头发紧。他想起离京前，父亲说的那句话：“去看看那些被水淹过的地方，看看灾民现在过得如何。”

现在他明白了，父亲让他看的，不只是灾后的重建，更是记忆的存续。

“周先生，”他郑重一揖，“晚辈想去看望水患的幸存者，听他们说说当年的事。您能帮忙引见吗？”

老吏看了他许久，缓缓点头：“陈大人在天有灵，会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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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林明德随周文简出了城。

青州城外二十里，有个叫“望归”的村子。这名字是水患后改的，原来叫“三家村”——就是黄河决口的地方。

进村的路是去年新修的，还算平整。路两旁是刚返青的麦田，稀疏疏疏的，像是大病初愈的人，气力不足。偶尔可见几处残垣断壁，突兀地立在田野间，像是伤口愈合后留下的疤痕。

“那些是水患时冲垮的房子，没重建。”周文简指着远处，“人都没了，重建给谁住？”

村口有棵老槐树，半边焦黑，半边却抽出新枝。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见有生人来，都抬起头，眼神里带着警惕。

“周书吏来了。”一个缺了门牙的老汉颤巍巍站起，“这位是？”

“这位是府衙新来的林参军，想听听咱们这儿的老故事。”周文简介绍道。

老人们交换了眼神，警惕变成了某种复杂的东西——有戒备，有好奇，还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期待。

“官爷想听什么故事？”缺门牙的老汉问。

林明德上前一步，拱手道：“晚辈想听景佑元年，黄河决口的事。”

空气忽然凝固了。老人们都低下头，摆弄手里的烟袋或拐杖，没人说话。只有风吹过槐树叶的声音，沙沙，沙沙。

许久，一个瞎眼的老太婆开口了，声音嘶哑：“官爷问这个做什么？官府不是早就定了案，说咱们这儿‘仅局部漫溢’么？”

这话里带着刺。林明德听出来了，他不气，反而更加恭敬：“晚辈读过官府的记载，但也读过一些……不太一样的记录。晚辈想听听，亲历过的人怎么说。”

“亲历过的人？”瞎眼老太婆笑了，笑声干涩，“亲历过的人，大半都死了。活下来的，也不敢说。”

“为什么不敢？”

“说了有用吗？”另一个老汉接话，他缺了条胳膊，空袖子随风飘荡，“那年水退后，朝廷派了钦差来查。我们跪了一地，哭诉死了多少人，倒了多少房。钦差听着，点着头，说‘一定上报’。结果呢？报上去的是‘伤亡甚微，赈济得力’。后来我们才知道，钦差收了三万两银子。”

林明德感到一股热血涌上头顶。他想起李固，想起那些被贬的言官，想起张承那些藏在史馆里的散页。

“您叫什么名字？”他问独臂老汉。

“王石头。”老汉说，“原来叫王守业，水来了，什么都没守住，就剩块石头似的命，硬是没死成。”

“王家在村里是大姓吧？”

“原来是。”王石头的独臂在空中划了个圈，“这一片，姓王的占一半。水来那夜，我带着老婆孩子往高处跑，跑到村后土坡上，回头一看，村子已经没了，黑乎乎一片，只有水声、哭声。我爹娘、两个兄弟、还有他们一家老小，都没上来。”

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可那只独臂在颤抖，青筋暴起。

“后来清点，王家七十八口，活下来十九个。”王石头望着远处的麦田，“我这条胳膊，是救人时被房梁砸断的。郎中说来不及时，只能锯了。”

林明德不知该说什么。任何安慰，在这巨大的苦难面前，都显得轻浮。

倒是瞎眼老太婆打破了沉默：“官爷既然想听，老身就说说。老身姓李，村里人都叫我李婆子。水来那年，我五十二岁，眼睛还没瞎。”

她摸索着在树根上坐稳，开始讲述：

“那是九月初七，半夜。雨下了七天七夜，村里老人都说不对劲，让年轻人去堤上看看。我儿子去了，再没回来。”

“后来才知道，堤上早就发现管涌，报到县里，县里说没银子修，让村里自己想办法。村里能有什么办法？堆沙袋，砍树打桩，可水太大了，挡不住。”

“决口是在子时。像天破了个窟窿，轰隆隆的，地都在抖。我抱着小孙子往外跑，水已经到腰了。我儿媳妇拉着我大孙子，跟在后头。跑到半路，一个浪打来，我儿媳妇松了手……”

李婆子停住了，枯瘦的手在空中抓了抓，像是要抓住什么早已消失的东西。

“我大孙子叫虎子，那年八岁，最爱吃我做的芝麻饼。他喊了声‘奶奶’，就被水卷走了。我儿媳妇要去追，我叫她别去，去了也是白搭。她回头看我，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

老太婆没有哭，干涸的眼窝里流不出泪。可她的声音里，有种比眼泪更沉重的东西。

“后来我们逃到高坡上，天亮了，看见村子变成一片汪洋。房顶、家具、牲口的尸体，还有人的尸体，在水里漂着。我儿媳妇就坐在那儿，盯着水面，不吃不喝，第三天就疯了。第四天，她跳进水里，说要去找虎子。”

故事讲完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说话。风吹过田野，带来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这片土地如此宁静，如此肥沃，谁能想到它曾吞噬过那么多生命？

“官府呢？”林明德终于问，“水退之后，官府做了什么？”

“发粮。”王石头哼了一声，“一天二两米，掺了一半沙子。发了一个月，说没粮了。可我们都看见，官仓里堆得满满的。去问，就说那是军粮，动不得。”

“有人去府城告状吗？”

“有，怎么没有？”李婆子接过话头，“我老头子去了，跪在府衙前三天，挨了二十板子，抬回来时只剩一口气。临死前他说：‘记住，官府的书，写的都是假话。咱们的血，才是真的。’”

血才是真的。

林明德想起藏书阁里那些散页，想起陈望之最后的“真相不死”。原来在这片土地上，“书”与“血”的撕裂，早已深入骨髓。

“后来朝廷不是拨了赈灾款？”他想起那些数字：五十万两白银，三十万石米粮。

老人们都笑了，那笑声比哭还难听。

“钱？”王石头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扔在地上。是一枚铜钱，边缘都磨平了，“每家发了一百文，说是皇恩浩荡。一百文，买不了一斗米。可我们听说，朝廷拨的是每人二两银子。”

二两和一百文，五十万两和几箱铜钱。中间那巨大的差额，去了哪里？

林明德不用问也知道答案。他想起汴京的朱门豪宅，想起王相家那占半条街的府邸，想起朝堂上那些衣冠楚楚的大员。

“所以你们就不信官府了？”他问。

“信？”李婆子摇头，“我们信土地，信老天，信祖宗，就是不信官府。官府的书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鬼看的。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是半人半鬼，既入不了官府的眼，也上不了官府的书。”

这话说得平静，却让林明德脊背发凉。他忽然明白父亲为什么要他来地方——在京城，他看到的“天下”是奏折上的天下，是朝堂争辩的天下；在这里，他看到的“天下”是血泪斑斑的天下，是记忆断裂的天下。

“那你们……怎么记住那些事？”他问了个自己都觉得蠢的问题。

王石头拄着拐杖站起来，指了指村后的小山：“每年九月初七，全村人去后山祭拜。没有牌位，没有墓碑，就对着黄河的方向磕头。老人给孩子讲那年的故事，孩子再给孩子的孩子讲。我们不上书，我们上口；不入册，只入心。”

口传心授的记忆，对抗白纸黑字的遗忘。

林明德深深一揖：“多谢各位老人家。今日所闻，晚辈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