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时，周文简一直沉默。直到走出村子很远，他才开口：“林参军现在明白了？”

“明白了。”林明德望着远处的黄河，那条浑浊的大河在阳光下泛着金光，温顺得像匹老马。谁能想到它发起怒来，能吞噬一切？

“陈大人当年也这样，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家一家地问。”老吏说，“他说，官府不记，他来记；朝廷不管，他来管。可一个人，能管多少？能记多少？”

这个问题，林明德答不上来。

回城路上，他们经过一片坟地。没有墓碑，只有一个个小土堆，密密麻麻，像大地的疮疤。有些土堆前摆着野花，有些什么都没有。

“这是‘乱葬岗’。”周文简说，“水患那年死的人，太多，埋不过来，就堆在这儿。后来年年有人来祭拜，也不知道拜的是谁，反正都是亲人。”

林明德下马，对着那片坟地深深三揖。

风中，他仿佛听见无数声音在低语，在哭泣，在诉说。那些声音不会被写进任何一本书，却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

回到府衙的当晚，林明德病了。

高烧，说胡话，梦中尽是滔天洪水、浮尸遍野。赵知府请了大夫来看，说是风邪入体，开了几服药。可连喝三天，不见好转。

第四天夜里，他梦见陈望之。

梦里是个白发老人，坐在藏书阁的窗下写字。听见脚步声，老人抬头，眼神清澈：“你来了。”

“陈大人？”

“我不是什么大人，只是个记书人。”老人微笑，“你看到我的记录了？”

“看到了。”

“信吗？”

“信。”

老人点点头，继续写字。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林明德走近一看，写的正是他在望归村听到的故事：王石头的独臂，李婆子的虎子，还有那一片无名坟地。

“这些……官府不会认的。”林明德说。

“官府认不认，不重要。”老人头也不抬，“重要的是，有人记下了，有人传下去了。书会朽，纸会烂，但只要还有一个记得，真相就不死。”

“可记得的人也会死。”

“所以要有新的人接着记。”老人终于停笔，看着他，“你愿意吗？”

梦到这里就断了。林明德惊醒，浑身冷汗，烧却退了。窗外月光如水，照在书桌上那叠从藏书阁带回来的散页上。

他披衣起身，点亮油灯，开始誊抄。

不是抄给官府看，不是抄给朝廷看，是抄给自己看，抄给后人看。他将望归村的见闻补进去，将老人们的口述补进去，将那些没有被任何府志记载的细节补进去。

写到天亮时，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历史从来不止一个版本。官修史书是一个版本，民间记忆是一个版本，个人的记录又是一个版本。这些版本可能矛盾，可能重叠，可能互为补充。但若只有官方的版本流传下来，历史就成了一面偏光镜，只能照见一部分真相。

而他要做的，是留住另一部分光。

---

病愈后，林明德开始系统地整理青州的地方文献。他请示赵知府，说要重修青州地方志的“附录”——不修改正志，只在后面加一卷“补遗”。

赵知府沉吟良久：“林参军，你可知这样做，会得罪多少人？”

“晚辈知道。”

“知道还要做？”

“正因为知道，才要做。”林明德态度坚决，“正志记功，补遗记事。功要记，事也要记。否则百年之后，谁知道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

赵知府看着他年轻而坚定的脸，忽然叹了口气：“你很像一个人。”

“陈望之陈大人？”

“是。”知府走到窗边，背影有些佝偻，“当年他也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说他傻，他说：‘知府大人，有些事，不是看能不能成，而是看该不该做。’”

他转过身，眼中有些复杂的东西：“我可以准你修这卷补遗，但有几个条件：一，不涉及当今官员；二，不批评朝廷政令；三，修成后只存藏书阁，不刊印流传。你能答应吗？”

林明德知道，这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他郑重一揖：“晚辈答应。”

于是，青州府衙的藏书阁里，多了一盏常亮的灯。林明德白天处理公务，晚上就泡在阁楼里，整理陈望之的散页，补充自己的见闻，查阅历代档案。

他发现了许多被正史掩盖的细节：

洪武年间，青州大旱，朝廷赈粮被层层克扣，灾民易子而食。知府上报的却是“民风淳朴，共度时艰”。

永历三年，黄河改道，淹田万顷。工部侍郎来视察，收了地方五万两银子，回去奏称“堤防坚固，可保百年”。

最近的一次，就是景佑元年水患。府志上只有三百字记载，可陈望之的散页有足足七十八页，记录了二十一个村子的具体情况，死者姓名（能查到的），损失明细。

林明德一边整理，一边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原来历史的重演不是偶然，是每一次的遗忘都在为下一次的悲剧铺路。

周文简成了他的助手。老吏对藏书阁了如指掌，总能从某个角落翻出意想不到的资料。有一次，他抱来一捆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这是陈大人留下的。”他解开油布，里面是一本手稿，封面上写着《青州灾异录》。

翻开，从开国到景佑元年，青州每一次天灾人祸都有记载。有的详细，有的简略，但都直指核心：死了多少人，损失多少，官府做了什么，没做什么。

最让林明德震撼的是最后一段，陈望之的笔迹已经虚弱不堪，却仍工整：

“余修此录，非为谤君非臣，实为警醒后人。天灾不可免，人祸犹可防。若每一次灾难，只记‘皇恩’而不记‘民瘼’，只颂‘政绩’而讳言‘失职’，则后人无从借鉴，悲剧必将重演。史者，镜也。若镜面只照华服，不照疮痍，要此镜何用？”

这段话，林明德抄了三遍。一遍存在补遗卷首，一遍寄给京城的父亲，一遍留在自己枕边，日日警醒。

补遗修到一半时，发生了一件事。

那日林明德正在阁楼里整理资料，忽然听见楼下吵吵嚷嚷。推窗一看，几个衙役押着个中年汉子往牢房方向走。那汉子衣衫褴褛，却梗着脖子喊：“我说的是实话！当年水患，官府贪了赈灾银！我有证据！”

林明德心头一震，快步下楼。

“怎么回事？”

领头的衙役认得他，拱手道：“回林参军，这疯子在衙前胡言乱语，扰乱公堂，赵大人命我们拿下。”

“我不是疯子！”汉子挣扎着，“我叫刘三，是望归村人！我爹是村里的里正，水患那年，他帮县里登记灾民，亲眼看见账册！朝廷拨的银子和发下来的，差了几十倍！”

林明德示意衙役放开他：“你说你有证据？”

“有！”刘三从怀中掏出一本破烂的册子，“这是我爹偷偷抄的账本，真正的发放记录！官府公示的那些，都是假的！”

册子递到林明德手中。纸张已经发脆，字迹潦草，但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某月某日，领银几何，领粮几何，经手人是谁，盖章是谁。

与朝廷公示的数字一比，触目惊心。

“你爹现在何处？”

“死了。”刘三眼圈红了，“水患后第二年，他说要去府城告状，走到半路，说是失足落水。可我知道，他是被人推下去的！他水性那么好，怎么会淹死在齐腰深的小河里？”

这话里的指控太过沉重。林明德感到手心冒汗，他知道，自己碰到了不该碰的东西。

“册子先放我这儿。”他将册子收好，“你且回去，此事……我会查。”

刘三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跪下磕了三个响头：“林参军，我不要公道，只要真相。让我爹、让那些死得不明白的人，能闭上眼。”

这话说得林明德心头酸楚。他扶起刘三，郑重承诺：“只要我在青州一天，就会追查一天。”

可承诺容易，践行难。

那本账册像块烫手的山芋，林明德不知该如何处置。交给赵知府？他不敢确定知府的态度。上报朝廷？李固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自己查？他一个从九品的录事参军，能查什么？

他第一次深切体会到陈望之当年的困境：明知有冤，却无力伸张；手握真相，却无法公开。

那夜，他在灯下给父亲写信，将此事原原本本告知。信末写道：“儿今方知，书与血之间，隔着的不是纸墨，是人心；阻着的不是笔力，是权柄。儿当如何？”

十天后，回信到了。只有八个字：

“但存真实，静待天时。”

林明德捧着信，看了很久。父亲没有教他怎么做，只是告诉他该坚持什么。是啊，在无力改变的时候，至少可以坚持记录；在无法公开的时候，至少可以秘密保存。

他将刘三的账册誊抄了三份。一份与陈望之的《青州灾异录》藏在一起；一份寄给京中的沈墨，托他保管；最后一份，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藏进正在修纂的补遗卷中，但不是正文，是用秘文写的，只有懂得特定解码方法的人才能看懂。

这是他从史馆张承那里学来的方法：真相不能明着留，就暗着留；不能现在用，就留给后人用。

做完这一切，他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就像陈望之说的，重要的不是当下能否改变，而是真相是否被保存。只要火种不灭，终有燎原之日。

---

景佑四年的秋天，林明德主持修纂的《青州府志补遗》完成了。薄薄一卷，不足正志的十分之一，却重如千钧。

赵知府翻看后，沉默良久：“林参军，你这补遗若流传出去，是要闯大祸的。”

“所以只存藏书阁，不入流传。”林明德说，“但至少，它存在。”

知府看着他，眼神复杂：“你今年多大？”

“十八。”

“十八……”知府喃喃道，“陈望之开始修《灾异录》时，也差不多这个年纪。”他合上补遗，轻轻拍了拍封面，“好好收着吧。或许有一天，会有人需要它。”

补遗入阁那日，林明德独自在藏书阁坐了一夜。

他想起望归村的老人，想起刘三，想起陈望之，想起所有那些为了留下真相而付出代价的人。他们就像黑暗中的萤火，单看微弱，但千百只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条路。

凌晨时分，他提笔在补遗的最后一页写下：

“此书所记，皆血泪之言。或不见容于当世，但求无愧于后人。历史如长河，官方记载若河面之浮光，璀璨而易逝；民间记忆若河底之暗流，深沉而绵长。二者皆不可废。若有一日，浮光与暗流得以映照，则真相大白，历史乃全。”

写罢，搁笔。东方既白，新的一天开始了。

林明德推开窗，晨风吹进来，带着秋日的凉意。他看见府衙的院中，那株老槐树正在落叶，一片，又一片，金黄铺地。

树会落叶，也会长新叶；人会死亡，也会诞生。记忆会断裂，也会延续。书会被焚毁，但总会有新的书写下。

只要还有人在乎真相，只要还有人在记录，只要还有人在传递，“书”与“血”之间那道鸿沟，终将被跨越。

而他，愿意做这跨越者中的一员。

哪怕只是一小步。

---

核心警示教育寓意及思考：

《书与血》一章通过林明德在青州的经历，深刻揭示了历史书写的多重面相与真相保存的艰难，带给世人三重警示与思考：

一、历史的多版本性。本章撕开了“官方史书即信史”的幻象，揭示历史至少存在三个版本：官修史书（权力视角）、民间记忆（百姓视角）、个人记录（良心视角）。这三者可能冲突，但唯有并存，才能逼近完整真相。这警示我们：对待历史必须保持批判性思维，警惕单一叙事，主动探寻被遮蔽的声音。

二、记忆的政治性。什么被记录、什么被遗忘、如何被叙述，从来不是中立的技术问题，而是深刻的政治抉择。本章展示，灾难中的伤亡数字、责任认定、救灾成效，都可能成为权力博弈的筹码。这警示当代社会：必须建立多元的历史记录机制，保障边缘声音的存续空间，防止历史被完全工具化。

三、真相的延续性。陈望之、张承、林明德等人构成的“记录者链条”，象征着良心与勇气的传承。他们或许无法改变当下，但为后世保存了火种。这启示我们：在无力扭转现状时，坚持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在无法公开言说时，秘密保存就是一种希望。每一个时代的“真相守护者”，都是文明良知的脊柱。

本章借古讽今，对信息时代的启示尤为深刻：

在数字时代，信息的产生、筛选、传播都高度集中化，历史的“书写权”可能比古代更加垄断。《书与血》提醒我们：必须警惕算法塑造的历史认知，警惕流量导向的记忆筛选，警惕权力与资本合谋的叙事霸权。

同时，民间记录、个人档案、口述历史的价值更加凸显。每一次灾难，我们既要看官方通报，也要看亲历者讲述；每一次变革，我们既要听权威解读，也要听基层声音；每一个时代，我们既要存官方档案，也要收民间记忆。

因为真正的历史，从来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功过簿，更是亿万普通人的生命史；不只是庙堂之上的决策录，更是田野之间的生存记。

而这一切的核心，是林明德在补遗中写下的那句话：“历史如长河，官方记载若河面之浮光，璀璨而易逝；民间记忆若河底之暗流，深沉而绵长。二者皆不可废。”

唯有浮光与暗流相互映照，我们才能看见长河的全貌；唯有“书”与“血”彼此对话，我们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不仅是历史观，更是文明观——一个健康的文明，必须有能力容纳多重记忆，有勇气面对复杂真相，有智慧在断裂处架起理解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