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毛病，人数一多，管理能力差自己就能先打起来。””
““别说这么多人了，就算是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也得需要有一个当家做主的。””
““有的土匪我干脆就是一个偏远一些的村子，穷山恶水出刁民不是一句空话。白天的时候，男耕女织，一派田园牧歌的模样。一到了晚上或者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壮劳力就拿出家里的大砍刀或者板斧，拿块黑布脸一蒙，几个人成群结队的就在附近的路口开始做无本买卖了。””
““山贼土匪，就是很多地方创收的套路。官府知道，土匪也知道官府知道，官府也知道土匪知道官府知道，大家默契共存。这才是历朝历代土匪越剿越多的原因，他们已经变成了地方生态链的一环，就是你打死了一个黑旋风，过个三五个月，还是会出现一个其他名号的山贼土匪头子。””
明初，青田。刘伯温于隐居处观天幕，弹幕所言“组织管理”的普遍性，令他想起佐太祖立国时整肃军纪、构建官制的往事。
刘伯温对侍立子侄抚须道：“‘任何组织想做大做强，皆逃不过管理科学’。此言虽直白，实乃至理。昔年群雄并起，多有兵悍将骄、形同流寇者。太祖所以能廓清寰宇，非独仗天命，亦在善于立规矩、建制度。”
他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军中设卫所，定屯田，明赏罚，使劫掠之卒渐成守土之师；朝中革元弊，立中书，定礼仪，使草莽豪杰转为治世能臣。这管理二字，上至庙堂，下至匪窟，其理相通：皆欲以一定之规，约众人之行，成团体之力。然其根本分野，在于所立之规，是导人向善、护国安民，还是纵人为恶、害民逞私。匪窟之管理，精于术而悖于道，故其兴也暴，其亡也速。”
……
明中后期，湖北麻城。异端思想家李贽于芝佛院中，看到弹幕将梁山排座次、家庭主事与土匪组织并论，不禁莞尔，对来访学子发表惊人之论。
李贽笑言道：“妙哉！两人成家，亦需做主，此言撕破多少假道学面皮！家中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山寨中尊大当家、排座次，其尊卑有序之形式，岂非一脉相承？所谓天理纲常，放之江湖贼窟，竟也适用。”
随后他语出更加惊人：“可见秩序本身，无善无恶，不过工具耳。礼法包装，盟誓粉饰，本质皆为一，所异者，庙堂之序，假天命以欺世，僵死虚伪；匪窟之序，因利害而结合，直白露骨。后生能见于此，不拘泥于盗良之表象，颇具慧眼。然则，既知此理，又何必独责匪盗？当思世间诸多合法之序，其中所藏之恶，是否更甚于明火执仗者？”
……
北宋，汴京。正力推变法、深谙地方积弊的王安石，看到弹幕最后一条关于“官府与土匪默契共存”的尖锐指控，面色凝重，在书房中对支持变法的年轻官员吕惠卿等人喟叹。
王安石手指轻叩桌案，声音低沉：“后世此论，可谓诛心，老夫巡按州县时，亦曾疑窦丛生：为何某些盗匪屡剿不灭？今观弹幕，如醍醐灌顶。若地方豪强与胥吏，暗中需匪类维持某些见不得光的买卖，或借匪患之名向上多请钱粮、向下多征剿匪捐；若官兵惰于征剿，只求匪不攻城、不劫要员，彼此划界而治……则匪岂非越剿越多？此乃毒瘤！非猛药不能去。”
吕惠卿接口道：“相公所言极是。此弊之根，一在地方财政困窘，官吏俸薄，易生贪墨勾结之心；二在信息壅塞，上下相蒙，朝廷难知实情；三在考核不实，往往以平安无事为上，若想拔出此等恶瘤，需要要铲除这匪官共生之道。然难如登天。后世能彻底肃清匪患，其朝廷对地方之控制力、政令之通达、法纪之森严，必远胜我朝。吾辈任重道远。”
……
“至于土匪为何要煞费苦心地构建这样一套看似复杂神秘的组织制度，那是有现实需求的，从行为的频率看，土匪主要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类是偶尔为之者，这一类人把土匪或土匪活动作为临时的出路，因为他们不是面临饥饿威胁就是遭遇短期的财务危机。对于他们来说，成为土匪的理由较为单一，他们大多是受到短期的经济问题影响而成为土匪，如因为饥饿而无所选择时被迫的劫掠行为。因此这一类人往往出身于一贫如洗的贫农甚至佃户。”
“对于这一类人而言，土匪活动往往只是暂时的出路，经常就是找个僻静的小路，抢个几笔能过个好年的钱财，他们就会暂时收手不干了。”
“第二类则是职业土匪，也就是我们这期视频主要讨论的对象了，他们将土匪活动视作长期的生活方式，并建立起了远离法律并且戒备森严的土匪巢穴。”
“职业土匪的来源则较为复杂，他们有的是政府腐败的非正义行为的牺牲品，有的则是追求“英雄好汉”形象的青年，有的是追求报复行为的复仇者，有的则在匪帮中发现了足以弥补自身缺失的正常家庭生活的替代物，还有退伍的士兵、被组织抛弃的帮会道门、因为暴乱和家族仇杀失去正常生活的流民等。”
“职业土匪的人数多少也影响他们的组织结构，较小的绺子，胡子五、七、八个人，十几个人，通常只有一个头目，最多抢劫一些落单的行人，小商人，农民等，没有攻打富户庄园的能力，行动时通常是一窝蜂的一拥而上，得手后一哄而散，管理极其松散。”
“他们往往季节性的在小范围内活动，并且通常是没有固定窝点的，一般都是一些非职业土匪临时组成的小团伙，在得手之后往往化整为零就地解散，这种小团伙每次行动人数，人物都不一定，所以不在本期视频的讨论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