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粮食产量比较低,这造成了荒年会有一部分人吃不饱肚子,这是产生土匪的根本原因。古代交通不发达,一些地域尤其是山地开发不足,不利于大规模军队的进入和作战,这给聚啸山林提供了条件。古代以冷兵器为主,也就是说流民手里只要有把菜刀甚至棍子,和地方部队作战起来就有一定的战斗力。””
““还有呢,古代没有全国联网这种东西,也没有照片、指纹的登记,也就是说你只要用个“艺名”,当完土匪如果不想当了,可以比较容易的洗手不干,当土匪的成本不高。其他的什么为民请命、替天行道之类的都是扯淡。””
““如果朝廷比较疲软,地方官兵作战力不强,而且饥荒比较严重,则会给土匪流窜作案提供条件。这种时期往往会产生大量流民,一旦流窜起来他们可以吸收这些流民,人数起来以后可以攻占县城甚至州府,抢到大量粮食和军备。其中最成功的典范,比如黄巢,比如李自成,混到他们那个级别就不叫土匪了,历史书上叫农民起义。””
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前后。原长安库部郎中郑系,身在家中楼上,冷眼观察着这支庞大队伍的组织与混乱,抬眼看到天幕所言,他深有感触。
“天幕所言匪军,正如今日之黄巢部众。初时,饥民流寇,所至劫掠,与寻常匪类无异。然自号冲天大将军,聚众数十万,克洛阳、破潼关、入长安,此时已非流寇,实为匪军巨擘。然其根基未稳,军纪涣散,各部将领仍存匪性,抢掠如故,内部倾轧不休。架子虽搭,内里仍是无数匪帮之松散联盟。一旦官军反扑,或遭遇重大失利,必灭之。”
话毕,不愿意投降贼军的郑系于家中举火自焚。
……
“大绺子为保证队伍的持续扩展,保持足够强势的团队,增强匪伙整体的战斗力,则必须的要设立组织机构进行管理,而且是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互相配合,管理行之有效。”
“在土匪寨子中,最高统治者称为“大当家”、“总瓢把子”、“大掌柜”等,他是匪帮的绝对核心与最高决策者,拥有生杀予夺的至高权威。大当家的“报号”(匪号)至关重要,一个响亮、霸气的名号本身就是威慑力和号召力的体现。如“盖中华”、“三江好”、“野马”、“快枪林三”、“九头鸟”、“老三省”等,这些名号或显其志,或彰其勇,或夸其势,都是为了在绿林道中树立旗帜,震慑对手,吸引亡命之徒来投。”
“总瓢把子的名声一定要高,一个土匪山头越大人数越多,总瓢把子的名号就必须要响亮,不然镇不住手底下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东北,并非所有报号立柜的土匪都是天性凶残、以烧杀为乐的恶魔。动荡的时代将无数普通人逼上绝路,许多土匪起初只是活不下去的农民、手工业者聚众自保,其行为虽然后来往往滑向劫掠,但初期确有“逼上梁山”的无奈色彩。”
“更有一些土匪,在民族大义面前展现出了血性。例如报号“老北风”的张海天,出身贫苦,早年因生计所迫落草,在辽河下游聚集数千人马,主要劫掠为富不仁的地主士绅。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他毅然将枪口转向日寇,于1931年9月23日在沙岭镇竖起“讨日扶民救国军”的大旗,打响了东北民众自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完成了从绿林豪强到民族义士的悲壮转身。”
“另一类传奇人物,则如东北历史上罕见的女匪首“驼龙”。她本名张素贞,原是辽阳县良家女子,不幸被拐卖至长春妓院,受尽凌辱。后与报号“大龙”的匪首王福棠相识相恋。王福棠欲为其赎身,遭老鸨勒索刁难,一怒之下绑了老鸨的儿子,才强行将张素贞救出火坑,带上山成为压寨夫人。”
“在山上,她练就了骑烈马、打双枪的过硬本领。丈夫战死后,这位性格刚烈的女子没有选择隐退,而是接过权柄,报号“驼龙”,统领部众,继续在乱世中挣扎求生。她的故事,混杂着个人的悲剧、反抗的决绝与绿林的残酷,成为那个时代一抹奇异而复杂的色彩。”
“言归正传,在大当家之下,具体负责维持绺子运转的核心管理层,便是“四梁八柱”。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划分是“里四梁”与“外四梁”,合称八柱。我们先说“里四梁”,这是匪帮内部管理、军事和生存的核心支柱。”
“里四梁之首,往往是“托天梁”,亦称“翻跺”、“搬舵先生”。此人是土匪组织中的智力担当,相当于军师。他未必真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必须看起来像个文化人,最好能识文断字,通晓一些谋略,甚至要懂得占卜、风水、星相之术,不懂也要装懂。”
“他的职责包括:为如砸窑、转移等重大行动测算黄道吉日;在行军迷路时观星辨向、搬弄八门(一种基于八卦方位的简易导航);有时还兼任绺子内部红白喜事、祭祀仪典的礼官。总之,他负责为暴力行动披上一层天数、神意的神秘外衣,为莽夫们提供精神安慰和决策依据,类似于《水浒传》中智多星吴用的角色。”
“简而言之,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懂,但至少看上去是一个有文化,能看书写字的狗头军师。”
““果然知识就是力量,哪怕在土匪窝里,能识字会写字都能当军师。””
““不懂装懂最要命,感觉跟着这种军师行动,会死得更快。””
“其次是“顶天梁”,又称“炮头”或“二当家”。此人是绺子的武力核心与军事指挥,通常由胆识过人、枪法精准、悍不畏死且有一定指挥能力的悍匪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