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长公主忽然开口，目光落在卷宗末尾关于顾廷灿现状的简单记述上，闪过一丝厌烦与冷酷，“那个疯妇，在诏狱里还不安生。听说还得了些莫名其妙的书卷纸条，整日疯言疯语？哼，垂死挣扎罢了。”
她沉吟片刻，道：“告诉咱们在宫里和刑部的人，看紧她，不许她再与外人接触，也不必让她‘意外’死了——留着她，或许哪天还能有点用。至少，能让顾廷烨时时记得，他有个能捅破天的妹妹在牢里，让他不得安宁。”
“另外，”长公主补充道，“找个机会，让狱卒‘无意’中向她透露一点——就说三司查到，她母亲大秦氏的嫁妆，当年可能被小秦氏挪用，甚至牵连到了顾廷炜的谋逆案里。不必说得太细，点到为止即可。看看她知道后，还能疯出什么新花样来。若是她再闹起来，不管是攀咬小秦氏，还是继续指责顾廷烨，对本宫而言，都是好事。”
“奴婢明白。”兰心与月眉躬身退下，脚步轻盈，如同鬼魅，未带起半点声响。
静思斋内再次恢复寂静，只剩烛火跳跃，映得长公主的身影在墙壁上忽明忽暗。她端起茶盏，将杯中冷茶一饮而尽，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一份无法在明面上定罪的卷宗，在她手中，已然变成了一枚威力无穷的暗子——既能制衡顾廷烨，干扰蜀地人事安排，敲打皇后一系，又能随时准备在需要时，化作更凌厉的攻势，将顾家彻底拖入泥潭。
只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轻轻一拉，便是天翻地覆。
那卷誊抄工整、墨迹尚带着几分未干滞涩的“存疑”附件，在林苏指尖停留的时间不过一呼一吸。长公主给她送来的。
“朱氏证言：廷炜焦躁，夜不能寐，言‘钱若不成事，全家都完’‘此乃不得不动之款’‘无法向人交代’……”
“可疑资金流向：与顾家旧账部分科目模糊对应，经手人多亡故或失踪，去向成谜……”
“山贼供词：‘顾三爷所派之人言，银子管够，皆是祖宗留下的硬货，侯府内转了几道手’……”
“结论：涉案资金来源与大秦氏、白氏嫁妆资产或有关联，然直接证据链断裂，关键人员湮灭，难以追查，拟作存疑归档。”
她的眉头越蹙越紧，小小的脸上满是与年龄不符的凝重。作为一名栖身于孩童躯壳的后世灵魂，她看待问题的角度，天然带着某种根植于现代刑侦逻辑的“程序正义”与“证据链闭环”执念。这与当下朝堂更重口供、动机与身份关联的审案思路格格不入，却也让她一眼看穿了这份卷宗，乃至整个顾家旧案调查中，那个巨大而致命的思维盲区。
“人死了，钱丢了，线索断了——所以就没法证明小秦氏和顾廷炜‘勾结叛军’？”
林苏在心中无声自问，嘴角缓缓勾起一丝冷冽的弧度，带着几分洞悉症结的讥诮。“可是……谁规定‘勾结叛军’只有一种模式？谁又规定，调查只能沿着‘他们是不是叛党核心同谋’这根独木桥走到黑？”
卷宗里的论断，连同此前三司的查证逻辑，都陷入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陷阱：要么顾廷炜是圣德太后叛军的铁杆同谋，主动联络，共谋篡国大业；要么他就只是借叛乱之机行家族内斗之实，算不得真正的“通逆”。正因找不到顾廷炜与叛军高层直接往来的铁证——没有密信、没有同谋口供、没有共同制定的计划——加之关键人证死绝，三司才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受小秦氏唆使”“率山贼围攻澄园”这些事实，将其定性为“参与叛乱期间的暴力行为”，本质上仍是家族内斗的升级，却无法坐实“勾结叛军”的滔天大罪，自然也难以深入追究那笔“军资”可能牵扯的更上层来源。
但林苏的思维，却像一把避开了正面死结的精巧解剖刀，试图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重构整个事件的逻辑。
“有没有可能，”她凝视着窗外被寒风吹得簌簌作响的枯枝，思绪如奔涌的暗流，“顾廷炜母子与圣德太后的叛军，并非传统意义上‘歃血为盟、同谋共举’的关系，而是一种更微妙、更功利，也更符合他们心性与处境的联结——‘趁火打劫’式的投机勾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场各取所需的‘风险投资’与‘借势而为’？”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便如藤蔓般迅速缠绕、生长，在她脑海中勾勒出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叙事图景：
小秦氏与顾廷炜的核心诉求，自始至终都从未改变——夺取宁远侯的爵位，彻底掌控顾家的财富与权力。圣德太后谋反，对他们而言，从来不是什么值得投身的政治理想，而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混乱窗口期。朝廷的注意力会被叛军牵制，顾廷烨作为军中重臣，大概率会被调离京城或卷入平叛战事，京城防务也必然会出现空隙——这正是他们铲除顾廷烨妻儿、夺取侯府控制权的最佳时机。
而叛军那边，同样有着现实的需求：需要钱粮支撑战事，需要有人在城内制造混乱以分散朝廷兵力，需要更多的“盟友”来壮大声势。小秦氏母子恰好手握一笔数额惊人、来源可能并不干净的资金（或许正是挪用的嫁妆），又能通过某些渠道蓄养一批亡命之徒（山贼），且有着强烈的动机在城内制造事端（攻打澄园）。双方之间，未必需要多么正式的盟约，甚至可能无需直接见面，只需通过某个中间人牵线，便能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易。
或许是小秦氏通过某个早已被灭口的白手套，向叛军控制的渠道“捐献”了一大笔钱，换取的并非叛军的直接出兵援助，而是起事时对澄园区域的“默许”与“忽视”，甚至只是一份叛军若成功上位后，便会支持顾廷炜继承爵位的“政治保险”。而她动用山贼攻打澄园，既实现了自身的核心目标，客观上也在叛军起事的关键时刻，在京城内部制造了第二处混乱焦点，牵制了部分本该用于抵御叛军的兵力，无形中为叛军提供了助力。
如此一来，朱氏转述的顾廷炜那句“钱若不成事，全家都完”“不得不动”“无法交代”，便有了全新的解释。那笔钱的来路或许本就存在巨大问题——比如是大量挪用了大秦氏、白氏的嫁妆本金，这笔亏空根本无法通过常规手段填补。唯有通过一场“胜利”——夺得侯府爵位，掌控顾家全部资源——才能彻底掩盖这笔钱的去向，填平窟窿。如果错过了叛乱这个窗口期，他们不仅无法实现夺爵的目标，这笔钱的来源问题迟早会暴露；如果叛乱失败，他们作为向叛军“投注”的投机者，同样可能血本无归，甚至被牵连治罪。所以，他们没有退路，必须赌，必须动。
这便是“趁火打劫”的本质——他们的行动核心是“借叛乱之局，行夺爵之实”，而非“助叛军之逆，谋篡国之业”。与叛军的“勾结”，更像是混乱局势下的一场风险对冲，一种机会主义的利用。这种勾结的程度或许有限，方式或许间接，但性质同样严重——他们利用国家叛乱来实现一己私欲，并用资金、内乱等实际行动，客观上助长了叛乱的声势与危害。
想通了这一层，林苏的思绪愈发清晰，开始在心中默默推演补全证据的可能路径。既然直接的人证、书证大概率已被时间与人为因素摧毁，那么调查就不该再困死在“寻找直接勾结指令”的框架里，而应转向构建间接证据网络与逻辑推理链：
首先是资金的反向追踪。不必再纠结于这笔钱最初是不是嫁妆，而是要全力追查那笔“军资”在叛乱前后几个月的最终流向与兑换形态。山贼拿到的是现银还是珠宝？若是现银，有无特定的熔铸印记？若是珠宝，是否有独特的款式或来源特征？叛乱平息后，朝廷查封逆产时，有没有查获过与顾家旧物、或某笔异常支出对应的财物？哪怕只有一件赃物，能通过这些细节与顾家产生间接关联，便是重大突破。
其次是中间人与白手套的排查。小秦氏一个深居内宅的妇人，顾廷炜一个养尊处优的勋贵子弟，直接接触叛军核心或调度山贼的可能性极小，必然存在中间牵线的人。这些人未必都已身死，或许是落魄的商人、游走于黑白两道的掮客，或是三教九流中的头目。可以从顾家旧仆的社会关系、顾廷炜往日的交际圈、小秦氏可能存在的秘密渠道入手，寻找那些在叛乱前后突然暴富又迅速沉寂、或是莫名失踪死亡的非核心人物。他们的家人、旧友口中，或许藏着零星未被察觉的线索。
再者是时间线与行为吻合度的分析。精确绘制叛乱的关键时间点——太后起事、京城各门攻防、顾廷烨的动向等——再与顾廷炜母子的资金调动、山贼的聚集与调动、澄园围攻的时间一一对应。是否存在惊人的同步性？比如叛军刚有异动征兆，顾家那笔可疑资金就开始密集流动；顾廷烨刚被调往城外平叛，澄园的围攻便即刻发动。这种时间上的高度契合，能间接证明他们“趁火打劫”的预谋性，以及对叛乱时机的精准利用。
最后是战场痕迹与口供的再挖掘。当年澄园被围攻的战场，是否留有非制式的武器、特殊的装备或标记？被俘山贼的审讯记录是否完整？他们除了提及“银子管够”，有没有提到雇主曾承诺过“大事成后”的某种保障或接应？这些细节在当初或许未被重视，但如今结合“投机勾结”的新假设重新审视，或许能解读出不同的含义。
林苏清楚地知道，这些思路在当下的时代实施起来，必然阻碍重重。没有先进的侦查技术，没有完善的档案系统，人治大于法治的环境下，诸多调查可能刚一开始就会遭遇来自各方的阻力。但思路的转变本身，就是一种突破。现在的调查困在“是不是叛党”的死胡同里，而如果能转为证明“他们是利用叛乱、资助叛乱的投机者与蛀虫”，调查的方向与证据采集的范围，便会豁然开朗。
“关键不在于证明他们和叛军头子喝过酒、写过信，”林苏收回目光，指尖在冰冷的窗棂上轻轻划过，眼神锐利如锋，“而在于证明，他们在叛军这把大火烧起来的时候，不仅没有救火，反而偷偷泼了油，还打算趁火打劫，烧死对头，自己上位。油是哪里来的？泼油的时机是怎么选的？——这才是最该查的核心！”
这个思路，或许能打破“人死无对证”的僵局，从另一个维度重新定义小秦氏与顾廷炜的罪行，也能更清晰地还原那笔“消失的嫁妆”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只是，这需要调查者拥有超越时代的洞察力、不屈不挠的毅力，以及……对抗来自顾廷烨乃至更高层面阻力的勇气。
林苏轻轻叹了口气，稚嫩的肩膀微微垮了垮。她知道，自己这番基于后世逻辑的思考，或许永远只能停留在脑海里，无法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但至少，她看清了这盘权力棋局上，被所有人忽略的另一个“气眼”。
至于有没有棋手愿意，或者敢于，去那个“气眼”落子……就看这天下的风，要往哪个方向吹了。
她转过身，走到案前，拿起一支毛笔，在宣纸上无意识地划下几个无人能懂的、类似流程图的符号，又很快将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炭盆。火星腾地一下窜起，瞬间吞噬了那团纸，也仿佛吞噬了她心中那点微弱的、关于“真相”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