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把火，是解决迫在眉睫的“肚子”问题。左宗棠深知，无粮则军心民心动摇，一切皆是空谈。
·硬手段搞粮食：他采取近乎军事化的手段征集粮秣。一方面，奏请朝廷协调，从江西、安徽等未完全失陷的邻省调拨部分粮米；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手段，是清理被豪强、旧吏侵占或隐匿的官仓、义仓存粮，并向尚未被战火波及的浙南、浙西地区“劝捐”（实为强制摊派）军粮。手段强硬，难免招怨，但他顾不了许多：“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骂名我来担，粮食必须到！”
·软手段促生产：他下令，楚军在驻扎和行军时，必须尽力保护春耕春种，不得践踏禾苗。发布《劝垦告示》，招抚流亡百姓回乡，承诺借贷种子、农具，并暂缓征收田赋。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欲弭贼氛，必先抚民；欲抚民，必先令其有食。”
第三把火，是梳理财政，开辟饷源。漕运瘫痪，他就重点整顿还能运作的“厘金”。在重要的水陆关卡设立厘局，征收货物通过税。他亲自制定章程，严防经办人员中饱私囊，要求账目清晰，旬日报送。尽管厘金加重了商民负担，但在当时，这是最快速有效的筹饷办法。同时，他极力恢复浙江的盐务，因为盐税是传统大宗收入。
军事行动，则在紧张的准备中有条不紊地展开。左宗棠的战略很明确：先求稳固，再图进取；先清西路，保障后路与粮道；再攻东路，与自上海西进的洋枪队（常胜军）及淮军呼应。
同治元年（1862年）春，楚军经过休整补充，开始出击。左宗棠用兵，依然保持其“慎战”风格，不贪功，不冒进。先清剿杭州周边及浙西衢州、严州（今建德）一带的太平军和土匪，确保后方和与江西联系通道的安全。每一战，都力求准备充分，减少伤亡。
真正的硬仗在浙东。侍王李世贤是太平天国后期名将，部队战斗力强，且依托绍兴、金华等城的坚固防御和浙东水网，顽强抵抗。左宗棠与李世贤在绍兴、金华等地展开反复争夺。战事异常艰苦，常常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左宗棠亲临前线，在金华城外，楚军与太平军鏖战数月，伤亡颇大。一次督战时，炮弹甚至落在他不远处，尘土溅了一身，他岿然不动，反而厉声督促部队进攻。
除了正面攻坚，左宗棠也非常注重“攻心”和策反。他利用太平天国内部矛盾加剧的时机，发布招降告示，对放下武器的太平军官兵予以宽大，愿意回乡的给路费，愿意当兵的择优录用。这一策略逐渐生效，不断有太平军将领率部来降，削弱了李世贤的力量。
经过近两年的血战，同治二年（1863年）底，左宗棠终于攻克金华。同治三年（1864年）春，收复杭州。至此，浙江大局已定。当左宗棠再次进入光复的杭州城时，虽然城市依旧残破，但街上已有了零星的行人，一些店铺尝试着开门营业，空气中开始有了微弱的生机。
因收复浙江之功，清廷擢升左宗棠为闽浙总督，仍兼浙江巡抚，将福建也纳入其管辖范围。权势更盛，责任也更重。他站在杭州城头，望着远处依旧不太平的中国大地，心中并无多少喜悦。浙江只是初步平定，善后千头万绪，福建也有战事，而西北的阴云，始终萦绕在他心头。林则徐所托的地图，他从未忘怀。他知道，治理闽浙，不仅仅是为了平乱，更是为了积蓄力量，为了那个更遥远、更艰巨的使命。
客观评价
左宗棠经略浙江并晋升闽浙总督的时期，是他从杰出军事将领向成熟政治家与战略家转型的关键阶段。这段经历不仅奠定了其东南霸主的地位，更全面锤炼和展示了他应对极端复杂局面的综合能力。
首先，展现了其“军政一体、治乱并用”的非凡统筹力。浙江的困境是系统性的崩溃，左宗棠没有单纯依赖军事手段。他深刻理解“无农不稳、无饷不军”的连环逻辑，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和先锋，同步强力推进吏治整顿、财政重构和民生初步恢复。这种齐头并进、环环相扣的施政方略，体现了他超越一般武将的全局视野和行政魄力。尤其在筹措粮饷上，其强硬手段虽引来非议，但确是在道德与生存的残酷权衡中，保障了战争机器运转的唯一可行选择，显示了他务实至近乎冷酷的一面。
其次，巩固并升华了其独特的军事思想。在浙江战场上，面对擅长守城和利用地形的李世贤，“缓进急战”原则得到充分运用和深化。他更加注重战役的长期准备（如金华围城）、后勤通道的保障，以及军事行动与政治招抚的紧密结合。这标志着他从战术指挥官向战役乃至战略指挥者的成熟。同时，他在实践中更坚定地认识到装备与后勤的绝对重要性，这为他日后在福建创办近代军工（福州船政局）埋下了直接的思想伏笔——他亲眼目睹了西洋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也痛感中国自主制造能力的缺失。
最后，完成了其地方实力派的最终成型。闽浙总督的职位，使他成为掌控两省军政资源的封疆大吏，其政治分量已与曾国藩、李鸿章等量齐观。通过浙江战事，他的楚军进一步扩大和淬炼，其核心幕僚班底（如蒋益澧、刘典等）也更加稳固。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片饱受创伤的土地上实践了自己的经世理念，积累了宝贵的战后重建经验，这对他日后经营西北具有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此刻的左宗棠，已是一位兼具军事威望、政治资源、行政经验和宏大战略视野的顶尖人物，完全具备了承担更大历史使命的资格。
浙江的硝烟渐渐散去，左宗棠的目光却投向了浩瀚的海洋。在福州，他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景象：西洋的蒸汽船舰游弋海上，坚船利炮的背后，是深不可测的技艺与威胁。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攥住了他——中国不能只在内陆平乱，必须面向大海，拥有自己的近代工业与海军！一场比平定浙江更加艰难、更需要远见和魄力的事业，在他心中澎湃。面对朝野的疑虑、技术的壁垒和资金的匮乏，这位铁血总督，将如何亲手点燃中国近代海军的星星之火？请看下一章：《创办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