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同治六年（1867年）初，陕甘总督行辕，西安。
北方的寒风卷着黄土，扑打着总督衙门檐下的灯笼。公堂内，炭火盆烧得正旺，却驱不散左宗棠眉宇间的凝重寒意。他刚刚结束一场冗长而令人疲惫的军议，摊开在面前案几上的，不是熟悉的江南水网舆图，而是布满沟壑梁峁的西北疆域全图。图上，从陕西到甘肃，再到更遥远的西域，大片区域被朱笔标注着各种混乱的符号，代表着蜂起的回民军、流窜的捻军、以及形形色色的地方武装。局面之复杂、形势之严峻，远甚于当年初到浙江之时。
“这哪里是战场，分明是一盘打翻了的棋，满地狼藉。”左宗棠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对侍立一旁的得力助手刘典叹道。
从繁华湿暖的福州，骤然来到这贫瘠苦寒的西北，左宗棠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挑战。在东南，对手是组织严密的太平军，战场是水道纵横的平原丘陵；在这里，对手是时聚时散、依托复杂民族与地域关系的回民武装和行动飘忽的捻军骑兵，战场是千里赤地、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与荒漠边缘。
朝廷催促进剿的谕旨一道紧似一道。但左宗棠没有急于调兵遣将，大打出手。他花了数月时间，像一头经验丰富的猎豹，静静地观察、分析着这片陌生的猎场。他派出大量探马细作，不仅搜集敌军动向，更深入了解陕甘地区的民情、部落分布、宗教矛盾、经济状况。他接见地方官员、士绅、乃至投诚的小头目，耐心听取各种意见，哪怕是相互矛盾的。
越了解，他心头越是沉重。陕甘之乱，根源复杂。既有清政府民族政策失误、地方官吏腐败苛虐激化的矛盾，也有天灾人祸导致民生凋敝的现实，还有外部势力（如来自新疆的某些力量）的暗中煽动。单纯的军事镇压，无异于扬汤止沸，甚至可能火上浇油。剿灭一波，饥民又成新寇，循环往复，永无宁日。
更深层的焦虑，来自地图上那片广袤的、被标注为“回疆”或“西域”的区域——新疆。早在赴任途中，他就不断接到有关新疆的混乱情报：来自中亚的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利用新疆各族群矛盾，已侵占了天山南路大片土地，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并与英国、俄国勾连。而北疆的伊犁地区，实则已被俄国以“代管”为名派兵占领。林则徐当年所托的万里山河，正在被肢解、蚕食！
一股炽热的怒火与冰冷的忧虑，在他胸中交织。他夜不能寐，常常起身，就着烛光反复审视那卷已有些破损的新疆舆图，手指划过天山南北，仿佛能触摸到那里的雪山与戈壁。
必须尽快平定陕甘！只有打通通往新疆的道路，稳定后方，才能腾出手来，解决那个心腹大患。一个清晰的战略在他脑中形成，他称之为“平陕甘以固根本，通河西以利转输，然后全力西向，规复旧疆。”
但实施起来，步步艰难。
第一难，是缺钱缺粮，近乎绝望。西北本就贫瘠，历经多年战乱，更是赤地千里，十室九空。指望当地供应数万大军粮饷，无异于痴人说梦。朝廷财政早已捉襟见肘，东南各省协饷（支援西北的军费）时常拖欠，甚至颗粒无收。左宗棠上任不久，就面临大军即将断炊的危机。
他的办法是双管齐下，展现出惊人的理财能力和强硬手腕。一方面，他像在浙江一样，极力整顿西北本就微薄的税源，改革粮饷征收办法，严厉惩治贪墨，尽可能“榨”出每一分可用之资。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闽浙总督的旧关系和在朝廷中的影响力，近乎“死缠烂打”地向朝廷和东南富庶省份催讨协饷。他的奏折和书信，一封比一封急切，陈说利害，甚至带有警告：“倘饷源不继，将士枵腹，陕甘之事溃，则中原之祸亟，西域永无收复之期矣！”同时，他着手在战区恢复屯田，令军队“且耕且战”，部分解决粮食问题。
第二难，是复杂的民族与军事态势。陕甘回民军并非铁板一块，各部首领之间矛盾重重，且与捻军时合时分。捻军以骑兵为主，流动作战，难以捕捉其主力。左宗棠的策略是：“先捻后回，先陕后甘”、“剿抚兼施，分化瓦解”。对于流窜的捻军，他调集精锐，以骑兵对骑兵，紧追不舍，力求歼灭其有生力量。对于盘踞的回民军，他并不一味强攻，而是利用其内部矛盾，拉拢一部分，孤立打击最顽固者。同时，严令各军：“不分汉回，只分良莠。”严禁滥杀，对于放下武器、愿意安分的回民，妥善安置，给予生路。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对立，减少了军事阻力。
第三难，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落后的基础设施。大军行动，粮草辎重运输是生命线。西北道路崎岖，车辆难行，河流稀少且季节性变化大，运输效率极低，损耗惊人。左宗棠高度重视后勤，他组织庞大的后勤队伍，利用驼队、马车、民夫，建立了一条条从西安延伸到前线的补给线。他命令沿途设立粮台、转运站，像接力一样将物资前送。他还特别注重兴修水利、恢复驿站，这些措施不仅服务于军事，也旨在为长期经营西北打下基础。
同治七年（1868年），西捻军主力在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淮军联合围剿下，于山东茌平溃败，首领张宗禹失踪，捻乱基本平息。左宗棠得以集中全力对付陕甘回民军。战事艰苦而漫长，金积堡、河州、西宁……一个个顽固堡垒被拔除。左宗棠用兵，依然秉持“缓进急战”原则，每战必做长时间准备，围困、断粮、攻心，最后才雷霆一击，力求减少伤亡，一战而定。
然而，就在陕甘战事尚未完全平定之时，一场比西北战场更为激烈、关乎国家战略方向的论战，在数千里外的北京紫禁城和沿海督抚之间爆发了。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民”事件，悍然出兵侵犯台湾。此事虽以清政府赔款、日本撤军告终，却极大刺激了清廷。海防之危，骤成朝野焦点。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大臣，力主优先发展海防。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痛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认为新疆路途遥远，土地贫瘠，收复和管理代价巨大，得不偿失，主张放弃新疆（或仅守门户），集中财力物力建设海军，防御来自海上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