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论一出，朝野哗然，支持者甚众。许多官员认为，朝廷连年用兵，国库空虚，确实无力同时经营西北万里荒漠和筹建近代海军。放弃新疆，虽失地辱国，但似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

消息传到兰州陕甘总督行辕，左宗棠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荒谬！短视！误国之言！”他仿佛看到林则徐忧愤的目光，看到那片即将被永久割裂的壮丽河山。

他立刻伏案疾书，写下那封着名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文章气势磅礴，理据坚实，如同一柄利剑，刺向“放弃论”的心脏：

·“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首先定调，反对非此即彼。国家安危不能偏废。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他精辟阐述了新疆的战略价值，不是可有可无的肢体，而是屏蔽蒙古、确保京城安全的“项背”。失去新疆，蒙古不保；蒙古不保，京师永无宁日，俄国将直逼畿辅。这是从地缘政治高度，阐明了西北塞防的极端重要性。

·“关陇新平，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他指出，陕甘即将平定，此时放弃新疆，等于自留祸根，叛乱的种子会蔓延回来，陕甘永无宁日，前功尽弃。

·“至糜饷劳师，臣力任其难，务以撙节为本，绝不敢虚糜帑金。”他直面最现实的财政问题，承诺将精打细算，以最小代价完成收复。

同时，他提出具体的军事方略：“先剿北路，而后加兵南路”，即先收复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再进军南疆平定阿古柏。并详细汇报了他在甘肃为西征所做的粮饷、运输准备，证明此事并非空谈，而是已有切实基础。

这场“海防塞防之争”，是晚清国家战略的一次大辩论。左宗棠的奏折，以其宏大的战略视野、严密的地理逻辑和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最终打动了当时已亲政的光绪皇帝和掌权的慈禧太后。朝廷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决定海防塞防并举，并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负责收复新疆事宜。

接到谕旨时，左宗棠正在肃州（今酒泉）大营。这里已是河西走廊最西端，出了嘉峪关，便是茫茫戈壁，直通新疆。他缓步走上城楼，向西眺望。暮色苍茫，天地相接处一片混沌，但那正是他魂牵梦绕、誓要收复的方向。

陕甘基本平定，后方已固。朝廷决心已下，名分已正。积蓄多年的力量，终于到了释放的时刻。他仿佛已经听到，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召唤，与林则徐的嘱托共鸣。一场史诗般的远征，即将拉开序幕。

客观评价

“西征序曲”是左宗棠一生功业从区域性平乱向国家性战略收复转折的枢纽。平定陕甘与力主收复新疆，看似两个阶段，实则为一体之两面。此时期的左宗棠，其角色已远超一名军事统帅，而升华为一位深刻影响国家领土命运的战略家与政治家。

首先，平定陕甘是收复新疆不可逾越的战略准备。左宗棠敏锐认识到，新疆之患非孤立事件，与陕甘局势血脉相连。陕甘不稳，则进军新疆无可靠后方与通道；陕甘不治，则即使收复新疆，叛乱思潮与势力仍可能东渐，使成果付诸东流。因此，他在陕甘采取的“剿抚兼施”、“且耕且战”、“恢复民生”等一系列措施，看似缓慢，实则是为西征构建一个稳固的兵源、粮饷基地和战略走廊。这种深谋远虑，体现了他“谋定而后动”的一贯风格，也彻底避免了历史上许多远征军因后方不稳而功败垂成的覆辙。

其次，“海防塞防之争”的胜利，是晚清地缘政治思想的一次关键性矫正。在国家安全面临多重危机时，“收缩论”往往具有诱人的现实合理性。左宗棠力排众议，其奏折的价值不仅在于坚持收复新疆，更在于他清晰阐述了陆权与海权的辩证关系。他提出的“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的逻辑链，将遥远边疆与帝国核心区的安全直接挂钩，揭示了在铁路时代之前，大陆腹地安全对中国的根本性意义。这场辩论的胜利，不仅为西征赢得了政治和财政支持，更在思想上扞卫了清朝作为多民族统一帝国的领土完整原则，其影响深远。

最后，此阶段全面锤炼了左宗棠应对极端复杂局面的综合能力。在西北，他不仅要打仗，更要解决极端匮乏条件下的后勤、民族、财政、民政等交织的难题。他发展出的屯田政策、长途后勤体系、对民族问题的务实处理（虽有其时代局限性），都为接下来的新疆收复与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与朝廷中枢及东南督抚的博弈，也极大提升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威望。当他最终站在嘉峪关上时，他已是一位集军事、政治、财政、外交大权于一身，且目标无比坚定的“总设计师”，完全具备了指挥一场事关国运的远征的资格。

因此，“西征序曲”并非简单的战争前奏，而是左宗棠将其个人抱负、历史责任感与国家核心利益高度融合，并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创造出历史条件的过程。当序曲终了，正剧的大幕，已在新疆辽阔的天山南北，悄然拉开。

肃州大营，旌旗蔽日。粮秣堆积如山，枪炮擦亮如雪。来自三湘四水的将士们，目光齐刷刷望向西边那道雄关。左宗棠手持钦差关防，发布西征檄文。他制定的“缓进急战”、“先北后南”方略，将如何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展开？面对阿古柏的严阵以待和虎视眈眈的英俄势力，这支承载着国运的军队，第一步将踏向何方？请看下一章：《誓师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