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七日，农历二月初四。

清早，7号院堂屋里飘着小米粥和烙饼的香气。

炉子封着，只留了底火，铜壶坐在边上，壶嘴嘘嘘地冒着断续的白汽。

何雨柱从9号院进来，手里拿着两只刚冲洗过的青萝卜，放在堂屋门边的小桌上。

核桃跟在他腿边，穿着厚棉裤，走起来有些蹒跚，手里紧紧攥着个木头雕的小鸭子。

“爸…爸…”核桃举起小鸭子。

“嗯，鸭子。”何雨柱应着，弯腰把儿子抱起来，走到五斗橱旁，拿起温水瓶，往搪瓷脸盆里兑了点热水，浸湿毛巾，给核桃擦脸。

核桃扭着头，眼睛却盯着桌上那碟切得细细的酱黄瓜。

母亲从厨房端着一碟刚烙好的饼出来，看见这情形，对何雨柱说：“你先吃，我来弄他。”

“不碍事，马上好。”

何雨柱手上动作稳当，几下把核桃的小脸擦干净，又就着热水搓了搓自己的手。

核桃一被放下，就朝着桌子蹒跚过去，伸手要去够饼，被刚进门的何其正虚拦了一下。

“烫，晾晾。”何其正说话简短，他换了身深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肩上搭着条旧毛巾，显然准备去厂里。

一家人围坐下来。

刘艺菲起得稍晚些，她穿着件浅灰的翻领列宁装，头发在脑后松松挽了个髻，脸色比前些日子红润了些，孕吐似乎过去了。

她坐下前，何雨柱已经把那碗晾得温乎的小米粥推到了她面前。

饭桌上没什么话。

只有碗筷轻微的碰撞声，和核桃偶尔发出的、意义不明的咕哝声。

母亲给刘艺菲和雨水夹了块烙得金黄的饼心儿，又往何雨柱碗里放了块酱黄瓜。

“今儿还出去跑？”母亲问。

“嗯，局里有点事，去趟崇文门外。”何雨柱喝了口粥，答道。

饭后，何其正推上他那辆二八永久出了门。

何雨水也拎着个布兜，去供销社上班。

母亲收拾碗筷，刘艺菲拿了教材，准备去学校前，在堂屋再坐片刻。核桃在奶奶腿边转悠。

何雨柱上了趟九号院二楼。

下来时，手里多了个沉甸甸的牛皮公文包，还有个帆布工具袋，里面鼓鼓囊囊。

他走到福特皮卡旁，把东西放进驾驶室。

启动车子，他驶出干面胡同，拐上东西大街。

早春的北京，天色是那种灰里透点白的颜色，路两旁槐树的枝桠还是光秃秃的。

街上自行车不少，叮铃铃的铃声响成一片，公共汽车喘着粗气驶过，背着挎包、提着饭盒的行人步履匆匆。

他没开很快，脑子里过了一遍昨天从钱佩兰那儿听来的话。

“…常家，做料器葡萄的那家，早先宫里都点名要的。现在…嗨，就剩几个老姑奶奶守着了，住在花市那一带，具体门牌我得再问问旧人才知道。东西是真好，一颗颗跟真的似的，带着霜…”

当时钱佩兰是来送些南边的干果，坐在堂屋里喝茶时随口提起的。

何雨柱只是听着，没多问，但心里那张无形的“地图”上，已经标下了一个点。

车子拐进崇文门外一片胡同区。

这里的院子比内城的大杂院似乎更显拥挤破旧些。

他按着之前问来的大致地址，放慢车速，目光扫过两旁的门楣。

终于，在一个狭窄的胡同口，他看到了一个褪色得几乎看不清的门牌，旁边有个小小的、用粉笔写的“常”字，箭头指向里面。

他把车停在稍宽敞处，拎着公文包和工具袋下了车。

胡同很窄，仅容两人并肩。地面是碎砖铺的，不平。

他走到箭头指向的那扇黑漆木门前，门虚掩着，油漆斑驳，门环是旧的铜环，没了光泽。

他抬手，用指节叩了叩门板。

里面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

一个穿着深蓝色棉布罩衫、头发在脑后挽得一丝不苟的老妇人探出半张脸，看起来六十多岁，面容清癯，眼神带着惯常的警惕和一丝掩不住的疲惫。

“您找谁？”声音干涩。

“您好。请问是常桂禄常老师傅家吗？”

何雨柱语气平和，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介绍信：“我是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何雨柱，局里最近在对民间特种手工艺进行普查和记录，想了解一下‘葡萄常’的技艺。”

老妇人——常桂禄的目光在介绍信和何雨柱脸上来回扫了两遍，又落在他手里那个鼓囊的帆布袋上，迟疑了几秒，才把门拉开些：“进来吧。”

院子很小，一览无余。北面是三间旧瓦房，东边搭着个低矮的棚子，西墙根堆着些碎煤和杂物。

院子正中倒还算干净，但透着一股子清冷气，没什么花草。

常桂禄引着他往正屋走。

掀开厚厚的蓝布棉门帘，一股复杂的味道扑面而来——微弱的煤火气，陈年老木家具的味儿，还有一丝难以形容的、类似矿物和金属混合的淡淡气息。

屋里光线昏暗。窗纸是新糊的，但窗户小。

靠墙摆着张旧八仙桌，两把椅子，一个带玻璃门的橱柜，里面空空荡荡。

里屋的门帘也掀着，能看到半铺土炕。

“坐吧。”常桂禄指了下椅子，自己却没坐，站在那儿。

“家里就我和我妹子，还有个侄孙，上班去了。你说的记录…是怎么个记录法？”

这时，里屋又走出一个老妇人，模样与常桂禄有六七分像，但看起来更苍老些，腰背有些佝偻，是常玉龄。

她没说话，只是默默走到桌边另一张凳子上坐下，目光落在何雨柱带来的袋子上。

何雨柱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先取出介绍信和工作证，推过去让两人看。

然后，他不紧不慢地从帆布工具袋里往外拿东西。

一台德国产蔡司折叠相机，配有皮腔和镜头盒。

一个自制的、带有标尺和水平仪的木质测绘架。

一套用丝绒包裹的绘图工具，包括圆规、比例尺、三角板。几个牛皮笔记本，一叠印着文化局抬头的稿纸。

最后，是一个扁平的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排列整齐的色卡、放大镜、几个小玻璃瓶和镊子。

常家两位姑母的目光，随着他一件件拿出这些东西，从最初的疑虑，渐渐变成了惊讶，最后凝固在那些她们从未见过的、闪烁着金属和玻璃冷光的精密器具上。

屋里一时安静极了，只有何雨柱摆放物品时发出的轻微磕碰声。

“常老师傅，”何雨柱摆好东西，坐正了，态度诚恳：

“局里的意思，是希望尽可能完整、科学地记录下咱们这些老手艺。不光是拍几张成品照片，最好能把用料、工具、工序、火候，每一步都量清楚，画明白，记下来。就像…给手艺做一份最详细的‘病历’和‘家谱’。以后万一有什么变故，或者想研究、想恢复，也有个最可靠的依据。”

他顿了顿，看两人没说话，但听进去了，便继续说：

“我这次来，先做初步的了解和基础记录。可能需要看看您平时干活的地方，用的工具和材料，如果方便，也想看看制作过程，拍些照片，画些图纸。”

常桂禄和常玉龄交换了一个眼神。

常桂禄开口，声音比刚才软了些，但依旧没什么热度：

“东西…没什么不能看的。都是老物件，粗笨。至于做活儿…料金贵，火候也耽误不起，怕是没法专门做给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