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县丞是五月初十到的北山。

这位前延安府延川县县丞，五十有三，瘦高个，背微驼，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直裰，头戴方巾，手里拎着个旧书箱。没带仆从，就一个人，顺着山道走上来，走到鹰嘴崖哨卡时，已经气喘吁吁。

哨兵拦住他：“老先生，找谁？”

冯县丞擦了擦汗：“劳烦通报，冯友德求见李司正。”

哨兵看他像个读书人，不敢怠慢，报了上去。李根柱正在和元老会议商议夏税收缴的事，听说冯县丞到了，亲自迎出寨门。

两人在聚义厅前见面。冯县丞没有跪拜，只是深深一揖：“草民冯友德，见过李司正。”

李根柱还礼：“冯先生远来辛苦，请。”

进了聚义厅，冯县丞放下书箱，目光在厅内扫了一圈——墙上挂着北山地图，桌上摊着账册文书，角落里还堆着几捆新制的民户牌。他微微点头：“像做事的模样。”

这话说得直白，李根柱笑了：“让先生见笑了，草台班子而已。”

“草台班子不可怕，”冯县丞坐下，“可怕的是搭了台子不唱戏，或者唱歪戏。”

这话有意思。

李根柱让人上茶，问道：“听说先生在县丞任上二十多年，为何辞官？”

“不是辞官，是革职。”冯友德端起粗瓷茶碗，也不嫌简陋，喝了一口，“去年秋税，知府要加征三成‘剿饷’。我算了一笔账：延川县百姓，十户已有三户逃荒，剩下的七户，加征三成，就是逼他们死。我上书说加不得，知府大怒，说我‘阻挠国策’，革了职。”

他说得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那先生为何来北山？”李根柱问。

“两个原因。”冯友德放下茶碗，“第一，北山不抢百姓，还分田减租，这在我朝……少见。第二，”他从书箱里拿出一卷纸，“我看了你们颁布的《民事条例》，虽粗陋，但条条在理。尤其是军政分离这一条——有见识。”

李根柱接过那卷纸，是手抄的北山各种条例，上面还有批注，字迹工整。

“先生批的？”

“闲来无事，随便看看。”冯友德说，“有些地方……恕我直言，想得太简单。比如田亩登记，只记户主、亩数，不记田等、不记肥瘠、不记灌溉，将来分租收税，必生纠纷。”

这话说到了要害。北山现在分田，确实只记个大概——地好地坏，全凭百姓自己说。

“还有赋税，”冯友德继续说，“你们定的是‘十一税’，看似轻，但没分等。上田一亩收一斗，下田也收一斗，看似公平，实则不公——下田本就产量低，再收一斗，百姓所剩无几。”

李根柱听得认真：“那依先生之见……”

“田分三等，税分三等。”冯友德从书箱里又掏出一本册子，“这是我早年整理的《延川县田亩赋税考》，虽是一县之例，但道理相通。”

李根柱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着各种数据：某村上田多少亩，中田多少，下田多少；某年丰年收成几何，灾年几何；某年赋税多少，百姓负担多重……

专业，太专业了。

这不是凭感觉、凭义气就能搞出来的东西，这是实打实的数据和经验。

“先生愿留北山？”李根柱合上册子。

“愿。”冯友德答得干脆，“但我有三个条件。”

“请讲。”

“第一，我不磕头，不称大人，只以先生、同僚相称。”

“可以。”

“第二，我办事，只看条例，不看人情。若有亲友故旧犯事，我不会徇私——当然，别人也别想让我徇私。”

“这正是北山需要的。”

“第三，”冯友德顿了顿，“我要个实职，不是虚衔。让我管田亩赋税，我就真管；让我管民事纠纷，我就真判。别让我当个摆设。”

李根柱站起来，拱手：“冯先生，北山民事司司正一职，虚位以待。”

冯友德也站起来，还礼：“冯某愿效犬马之劳。”

就这样，北山迎来了第一个真正的专业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