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士良道员是浙江的道台，想到您麾下听候差遣。我与李鸿章商议，准备安排他担任玉山粮台的职位，看中的是他与江西布政使衙门以及各局的联络呼应极为灵便。不知您认为这样安排是否妥当？
复倭艮峰中丞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三日
专程送信的人刚到安徽，我再次收到您的来信。恭敬地得知您身体康健愉快，忠诚和谋略日益增进，心中感到非常欣慰！
此地的军事状况，自从去年秋冬接连攻克几座城池以来，形势一度颇为顺利。但因为兵力分散防守各处城池，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以用于进剿，加上粮饷极度短缺，不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深感惋惜。之后，叛乱的苗沛霖势力猖獗，整个浙江沦陷，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化，补救也越来越困难。
鲍超军门于腊月间进攻宁国，被青阳城内的贼军阻挡，多次进攻未能拿下。过了青阳之后，还需要接连攻克石埭、泾县两座城池，才能包围进逼宁国。
宋林、杨春二人，暂时安顿在我这里，每月供给八两银子，等到鲍超的军队快要抵达宁国时，再安排他们随大军前进。希望在攻克城池的那一天，能迅速进城寻找，以收埋战死者的遗骨，告慰他们亲人的哀思。只要有机会，必定不会错过，请您放下这桩心事。
致李希庵中丞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七日
收到您的来信以及抄录的奏疏，嘱咐我推敲其中的疑难之处。我生性愚钝，对于洋务知之甚少，即使对各国的通商条约，也未曾用心研究。肤浅如起货、落货、验货、剥货、舱单、税单、红单、保单这些名目，我都不能清晰分辨，确切指出所指为何。有人说，内地江水道浅窄，与外洋截然不同，洋货一旦抵达中国，在五处通商口岸必须重新捆扎包装，大船换成小船，重载改为轻载，才能驶入内江；起货是初抵口岸时的叫法，剥货是换船进入内江时的叫法。也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不敢以此与您辩论。
只是根据我平日所知，与您来函中奏疏稿所指明的，也有不相符的地方。请允许我提出几点疑问，恳请您反复开导，希望我们都能达到豁然开朗的境地。
您的来函说，从长江出洋不必经过上海，并且说内洋只有粤海一个关口。以我所听到的，则完全不是这样。长江流入大海，好比我们湖南省的湘水流入长江。江口有孤悬的崇明岛，好比湘江口有孤悬的君山。长江刚出海口，沿着右岸往下有吴淞江，好比湘江刚出洞庭湖口，沿着右岸往下有旋湖港。吴淞江内六十里是上海县，那里的监督和领事官虽然都住在上海城区，但关卡却设在吴淞出海的黄浦口；这也好比旋湖港内的人在该港口出江的擂鼓台设卡。洋人从海上进入长江，不能不经过黄浦口，也正如湖北人从长江进入湘江，不能不经过擂鼓台一样。上海来此请求援兵的绅士，携带有上海地图，附上请您一阅。阅毕之后，请另外描摹一份保存备查，并将原图归还给我。至于奏疏稿中说外国船只进入内洋，必须先经过粤海然后才能到达崇明，尤其不符合事实。西洋人从印度洋过来，一过苏门答腊，就可以往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而来，不一定非要经过广东省。如果必须经过广东，那绕行的路程应当在五千里以外。而您将这情形与绕行黄浦入沪仅仅多出六十里相比，也实在是太不恰当了。这是我提出的第一点疑问。
您的奏疏说内江各口岸没有征税的权力，想要它们呈验报单都办不到，更谈不上稽查，我也曾为此忧虑。只是仔细查阅长江通商章程，发现在上海有由领事官前往道台衙门领取江照的办法，又有领取军器执照的办法，又有派员役一同驾船送往镇江的办法，又有海关红单的办法，又有登记客商姓名人数的办法；到镇江后，又有呈验四种单证执照的办法，又有禀递舱口单载明货物件数、重量、价值的办法，又有发给镇江红单的办法；到了九江、汉口，又都有呈验五种单证执照的办法，都有禀递舱口单注明货物件数、重量、价值的办法。返回时，有镇江派员役送回上海的办法。运输油、麻、钢铁等货物时，有请汉口关、九江关发给执照的办法，又有出具保单的办法。总计外国船只从上海到湖北，往返不过十天，而需要凭证的有八项事宜，受法规约束的有十三项事宜。种种防范，层层稽查，网罗也算严密了。而您的奏疏竟说长江数千里防线完全丧失，往来贸易不受稽查，这难道是确凿的论断吗？自古圣明的君王以礼让治国，法令制度宽厚简约，因此能够止息兵戈、安定民生。到了秦朝，用商鞅以“耕战”二字立国，法令多如牛毛，国运不能长久。如今的西洋，以“商战”二字立国，法令更加密如牛毛，绝没有能够长久的道理。然而他们自行征收重税，却也不禁止我国征税；他们自行严密法令，却也不禁止我国稽查；这还算有体谅之道。咸丰三年刘丽川攻打上海，到五年元旦才收复，这期间洋人代收海关的税款，仍然交还了七十余万两给监督吴道台。我曾感叹他们虽是商贾之国，却颇有君子的操行。现在上海、镇江、九江、汉口凡是有领事官的地方，都让我国管关的官员一体稽查、一体呈验舱口单，正税、子税比起我国的厘金税率，已经是两倍、三倍了。在他们看来，自然认为是仁至义尽了。而您与总帅一定要让他们改到汉口缴税，上海与湖北同属中国，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在上海海关方面必定怨恨湖北人争抢利益，在洋人看来还将讥笑我国政令多门、混乱无章。这是我提出的第二点疑问。
长江通商章程十二条，根据总理衙门的咨文，是由恭亲王与英国卜鲁斯公使议定的。另外，洋货税单、土货运照、三联报单等，根据总理衙门的咨文，也是恭亲王所制定。而您的奏疏中指斥薛焕巡抚贪婪蒙蔽，用尽严厉辞语诋毁，并且说这与恭亲王先前上奏的内容绝不相符。不知阁下是因为恭亲王是亲近贤臣、执掌朝政，不敢直接指责，所以将过错转嫁给薛公呢？还是另有确凿证据，知道这些章程是薛公所定？薛公处理洋务，往年的事不得而知。自从庚申年冬天以来，大事秉承恭亲王意旨，小事一概委托吴道台，似乎在其中没有什么个人增减变通。恭亲王起初因长江有贼匪，不准通商，随后因英国坚决请求，方才允许。其中不准售卖军器以及油、麻等需要保单的各项条款，都是辛酉年七月以后制定的。您的奏疏将这些完全归咎并诋毁薛公，似乎不足以使他心服。这是我提出的第三点疑问。
当今发匪、捻匪交相猖獗，苗祸日益加深，中国实在自顾不暇。如果能够与洋人相安无事，似乎不必另行挑起事端。在汉口纳税的主张，如果提出来是在上海方面税额未定之前，那还可以；在上海方面的协议已经达成之后再来争执，那就不妥当了。您的奏疏引发了这道难题，如果英国、法国等国不遵从。我们是默默接受而就此罢休呢？那样就显得逞强之后又自取其辱；还是争论不休呢？那就将破坏友好关系而引发战事；这两种结果必居其一。我的浅陋见解，希望阁下与我亲家郭嵩焘（筠仙）仔细商议，审慎处理，那就太幸运了！如果我所说的全无道理，也请您详细剖析指明，以供我对照参考。
致左中丞同治元年正月三十日
近几天没有接到您的来信，不知您的雄师分别驻扎在什么地方？您的大营现在驻扎在哪里？我非常挂念。
听说歙县旱南乡一带贼匪还有很多，东、北两路也处处有贼军，朱云岩一军还没有扎进徽州城内，张樨园一军也还没有移驻休宁。这是因为朱云岩考虑到徽州府城三面都是贼军，虎视眈眈，环伺在侧，恐怕一旦军队进了城，就会四面被围，到时求援会非常困难。
我近日会催促朱军进驻府城，同时命令张樨园对府城南面、东面的贼军进行认真的痛剿，必须做到歙县境内没有一个贼兵的踪迹，张樨园军那时才可以稍微休整。此前回复您的那封信中，提到您可以调张樨园军会剿开化、淳安、遂安的贼匪，那时我还不知道歙县南乡境内的贼军竟然如此之多。眼下歙县、绩溪的贼匪，正要对徽州府城不利，自然应当留下张樨园军先剿灭歙县的贼军，共同保卫府城。恳请您暂缓调动张樨园军赴开化、遂安一带，我在此恳切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