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肤宁”的巨大成功和广泛关注，如同硬币的两面，在带来荣耀和希望的同时，

也引来了医学界对其使用范畴和伦理问题的审慎审视。

医学理论委员会的审查通知，如期而至。

委员会的初步意见指出，“启肤宁”作为一种能显着促进细胞再生、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组织形态的药剂，其应用远不止于创伤修复。例如，

它是否会被用于非治疗性的美容整形？如果用于运动员的运动损伤快速恢复，

是否构成竞技体育的不公平？更深远地，若未来技术发展，

其应用扩展到其他组织器官，甚至涉及基因表达的调控，边界在哪里？

这些问题，都触及了医学伦理的敏感地带。

“他们认为，我们这种药剂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使用，可能会产生难以预估的伦理争议。”

我在小组会议上，向张宇和花瑶传达了委员会的核心关切，

“比如，对于‘何为必要的医疗需求’，‘如何防止技术滥用’，

‘患者自主权与社会整体利益如何平衡’等，都需要我们给出明确的、

经得起推敲的答案。”

张宇眉头紧锁：

“这倒也是，毕竟‘启肤宁’的效果太显着了。以前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现在我们真的实现了一部分，伦理问题确实得提前考虑。”

花瑶也忧心忡忡：

“是啊，万一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那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研发它是为了救人，

可不能因为伦理问题反而带来负面影响。”

我点了点头：

“所以，这需要我们与医学理论委员会进行多次深入的沟通和商议。

我们不仅要证明‘启肤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更要提出一套严谨、

可行的理论要求和使用方案，来规范它的应用，规避潜在的伦理风险。”

我的“AI启明”能力开始高速运转，梳理着国内外相关的医学伦理指南、

类似技术的应用案例以及委员会可能提出的各种刁钻问题。

我需要将这些信息与“启肤宁”的技术特性深度融合，

形成一套有说服力的回应方案。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小组与医学理论委员会展开了多轮马拉松式的沟通。

会议室里，气氛时而紧张，时而缓和。

委员会的专家们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如果有富豪愿意支付巨额费用，要求使用‘启肤宁’来‘优化’自己的外貌，

而非治疗创伤，你们是否同意？”

“对于终末期患者，使用‘启肤宁’延长其生命，但可能伴随严重的生活质量下降，

如何抉择？”

“‘启肤宁’的长期效果和潜在风险尚未完全可知，如何确保其在推广应用中的持续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