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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平三十一年四月，京师鼠疫正式宣告终结后第十八日。
陆沉没有参加庆功宴。
他独自坐在文华殿西配殿那间堆满卷宗的临时公廨里，面前摊着顺天府送来的《防疫期间丁口变动总册》。鼠疫八个月，京师内外城及近畿疫区，累计死亡两千一百四十三人——这是有账可查的、经官府确认入殓火化的数字。
但陆沉知道，这不是全部。
他翻到总册末尾“附：疫期失踪人口”一栏，那里只有一行小字：
“各坊铺呈报，疫期失踪未归、查无下落者，计三百一十七人。”
三百一十七人。他们去了哪里？是逃疫未返，是病死沟渠无人收葬，还是压根儿就从未被任何保甲登记在册？
陆沉合上卷宗，闭目良久。
自承平十八年《承平新学制》颁行，至今十三年。十三年里，夏国修了铁路、造了蒸汽机、改良了火器、疏通了京师下水道、打赢了对游牧联盟的全面战争、在与欧洲列强的全球博弈中占得先机。十三年里，工业税收首次超过农业税，百工院研究员从数十人发展到近千人，京师大学堂培养的毕业生已分赴各要害部门。
可他忽然发现，他对这个自己效力了十三年的国家，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竟给不出确切的答案——
大夏，究竟有多少人口？
户部的数字是一千一百万“丁”——但那是纳税单位，一名“丁”代表一户纳税家庭，而非一个人。太常寺的数字是“皇清承平之世，生齿繁盛，倍于国初”，约略估在三千万至四千万之间。各省布政使司上报的《黄册》更是五花八门：有的沿袭三十年前旧数，有的只报纳税男丁不报女口老幼，有的索性将“约略估计”四字堂而皇之写在奏表里。
更可怕的是那些根本“报不上来”的人。
流民、佃仆、贱籍、边地山民、海岛渔户、逃荒避役的“黑户”……没有人知道他们有多少，也没有人真正在意。他们活在户籍制度的罅隙里，不纳税、不服役、不受教化、不登册籍。瘟疫来了，他们是死是活，官府不知道；新政推行，他们能不能沾光，官府也不关心。
而鼠疫的教训清清楚楚地告诉陆沉：公共卫生的底线，取决于最不被看见的那个人；工业化的上限，取决于最不被计数的那个人。
不知道有多少人，就不知道需要建多少所蒙学、多少座医馆、多少里下水道；不知道人口在往哪里流动，就无法规划铁路走向、产业布局、粮食调运；不知道各年龄层、性别比的真实构成，就无法预测未来二十年的兵源、劳动力供给、养老负担。
这已经不是“政务”问题，这是国策基石问题。
承平三十一年五月初三，陆沉入宫，单独面圣三时辰。
没人知道君臣二人谈了些什么。当日深夜，沈文渊、徐光启、户部尚书钱谦益、顺天府尹韩焯同时接到口谕：明晨卯时，乾清宫西暖阁，御前密议，不得泄露。
次日清晨，钱谦益第一个到场。他瞥见案头摊开的几部典籍——《周礼·秋官·司民》《大明会典·户部·黄册》《皇清赋役全书》——心里咯噔一下。
萧云凰没有寒暄，开门见山：
“朕欲清查天下户口。不是以前那种‘攒造黄册’，是实实在在、挨家挨户、人不分贵贱、口不论男女、地无分华夷，全数登籍。钱尚书，户部可能办到？”
钱谦益手里的象牙笏板险些滑落。
“陛、陛下……大夏承平三十一年，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北越大漠，南极琼崖。府、州、县一千二百有余，生齿之繁，虽圣人在世亦难确知。若要逐一清查，非十年之功不可成，非千万两白银不可办，非——非百万胥吏不可为！”
他越说越急，最后几乎声嘶力竭：“臣非推诿，实情如此！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天下初定，民皆着籍，尚历时十载方成第一次黄册。如今承平日久，滋生人丁不知凡几，流民、隐户、寄籍、侨寓，头绪纷繁。户部现有人手，连核验各省钱粮奏销都捉襟见肘，何来余力清查亿万生齿！”
萧云凰不答，看向陆沉。
陆沉从袖中取出一卷纸，展开。
“钱尚书所言，句句属实。按传统方法，确实办不到。但若方法革新，未必不可为。”
他指着纸上那张密密麻麻的表格：
“其一，普查与黄册分离。黄册是赋役征派依据，故地方官必隐漏以逃税、虚增以冒支。今次普查，不与赋役挂钩，不增新税，不派新役，只问人口实数。臣请陛下明诏：本次清查所得，仅作朝廷规划国策之用，绝不以之加征钱粮。各省、府、州、县，隐户不罪，漏报不罚，虚增不赏。”
钱谦益一愣。
“其二，民员自填与官核结合。以往黄册，全由胥吏按旧档抄誊，十簿九伪。今次普查，印制统一格式‘人口调查票’，每户一张，由户主亲笔填写——不会写字者，由保甲或塾师代笔，本人按押为凭。调查票不交县衙，由各府学、蒙学堂抽调师生收核，汇至布政使司，再随机抽取一成，由户部派员复核。胥吏不沾手，则伪冒减半。”
“其三，时间集中，速战速决。传统攒造，拖沓数年，边造边错。今次普查，全国统一时限——承平三十一年八月初一子时，为‘标准时点’。凡此时辰存于此屋者，无论主客、长幼、良贱，一并登记。逾期入户，不补、不改、不追。三个月内，全国完成登记；六个月内，户部汇出总数。”
他顿了顿：“此法非臣独创。臣故乡数十年前，亦行此制。时点普查，短兵突击，虽不能无一遗漏，但可比传统方法精准十倍，迅捷十倍，耗费不足三成。”
钱谦益张了张嘴，还想反驳，却发现一时找不出破绽。
沈文渊捻须沉吟，缓缓开口：
“国师此法……确是正解。不与赋役挂钩，则地方无隐漏之动力；限时统一，则无拖延之积弊；学童代核，则胥吏难上下其手。只是——”
他抬眼，直视陆沉：
“国师，八月初一，距今不足三月。京师可矣，直隶可矣，江南可矣。云贵、川陕、甘肃、广西，山高路远，驿传迟滞，如何与京师同刻执行？此其一。”
“其二，边地土司、羁縻州县、新附番部，言语不通，习俗迥异。彼等视我户籍为索赋征役前奏，必生疑虑，甚或惊变。如何使其信服‘只计口、不加赋’？”
“其三，最要紧者——百万张调查票，三日印得？千万人口信息，半年汇得？户部掌天下图籍，臣亦曾任户部侍郎，深知那班书吏勾算之能。三成州县，恐怕连加法都算不齐。”
三个问题，个个切中要害。
陆沉没有立刻回答。他起身，走到窗边，背对众人，沉默良久。
再开口时，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用凿子刻进木头里：
“沈相所问三事，臣一一作答。”
“其一，边远省份时点难同。臣请陛下特许：各省可在八月初一前后十五日内，择一晴日举行为宜。只需全省统一、各州县同刻，纵与京师差十日半月，于总数推算无损。陕甘、川贵、两广，可遣太学生、百工院测绘员、军中识文算之卒，携标准时辰沙漏分赴各县督核。”
“其二，土司番部之虑。臣请陛下特降敕谕，译成蒙、回、藏、苗、彝诸文，先期传檄：此次普查，只为朝廷知我夏国究竟有多少子民，好建学堂、设医馆、修道路、防灾疫。不以之征丁赋，不以之改土归流，不以之夺土司之权。愿奉正朔者，一体登籍；暂不愿者，听其自便，但须由土司具结报明辖下大略户数。”
他顿了顿，声音微微低了下去：
“臣还恳请陛下……派诚亲王萧桓，为川滇黔桂宣抚使，亲赍敕谕，抚慰诸番。”
殿内骤然寂静。
诚亲王萧桓，女帝幼弟，承平二十九年宣武门外让地六尺、促成西城下水道工程的那个萧桓。三年来，他闭门读书，不问朝政，只以“京师市政促进会”名义，默默资助南城十余所蒙学堂的日常开支。
让他以亲王之尊，深入瘴疠之地，宣慰边鄙诸番？
沈文渊、钱谦益面面相觑。这是抬举，还是流放？
萧云凰沉默片刻，没有应允，也没有拒绝。她只问：
“其三呢？百万票册，如何汇算？”
陆沉转向殿门方向，微微欠身：
“臣请京师大学堂格物学院算学科全体师生、京师各专业技术学院算学教习及优等生，总计三百七十人，于九月十五日前集结户部。同时，百工院新制‘手摇整数四则运算器’一百二十台，已通过可靠性测试，每台可抵二十名书吏勾算之工。”
他顿了顿：“六个月内，臣亲自主持汇算。若逾期不成，臣自请削爵去职，永不复用。”
承平三十一年六月初九，一道长达三千言的敕谕，自乾清宫发出，八百里加急，传谕天下。
这道名为《承平三十一年清查户口敕》的圣谕，开篇便不同凡响：
“……朕闻之：民者，国之元气。不知元气盛衰，何以调阴阳、顺四时？不知生齿多寡，何以设庠序、置医工、修道路、备灾荒？
自承平纪元，三十一年于兹。京畿浚沟渠以通秽，引甘泉以洁饮，灭鼠患以弭疫，京师之民，始得安居。然朕每念及天下苍生：滇南瘴疠之地，可有医？漠北苦寒之乡，可有塾？东海渔盐之民，可免税？西域新附之众，可安堵？
皆不知也。
朕深愧焉。
是以命户部总领，举全国之力，清查户口。自宗室勋戚，至编户齐民；自府州县城，至山陬海澨；自束发童蒙，至耄耋老者——凡我大夏赤子，皆当着录。
特谕天下：此次清查，只为知我民数，以利施政。所登丁口，永不加赋；所遗隐户，概不追罪。有司敢以清查为名，苛扰百姓者，许民赴京控诉，御史台立为审理。
钦此。”
同日，另一道密旨送往诚亲王萧桓府邸。
萧桓跪聆圣旨毕，叩头九次，涕泣不能仰。
他何尝不知，此行千山万水，凶险难测。云贵川桂，自古瘴疠之乡，汉夷杂处，土司林立。朝廷政令，出府县城门即难行。亲王宣抚，若处置失当，轻则受辱，重则殒命。
可那敕谕中有一句话，如烙铁般烫在他心口：
“滇南瘴疠之地，可有医？漠北苦寒之乡，可有塾？”
三年前，国师对他说：王爷，您府中随手倒掉的隔夜茶，是城外农户半日劳作也买不起的。那一刻，他只是惭愧。
今夜，长姐的敕谕让他明白：惭愧不够。惭愧不能变隔夜茶为甜水井，惭愧不能为漠北添一座蒙学堂。
他要做些什么。以亲王之名，以萧氏子孙之身。
六月初十，萧桓上表谢恩，并附奏一篇，长达五千言。内中详陈“宣抚诸番、释疑解惑、因俗而治、不强同化”十六字方针，恳请钦差随员多用通习边务、晓畅夷情之文吏，少带耀武扬威之兵弁。
萧云凰阅罢，亲笔批复四字：
“吾弟成人。”
承平三十一年七月，全国进入普查前最后冲刺。
户部主事翁同舟被临时抽调到“全国人口普查总署”，头衔是“汇算科主事”。他接到调令时，正在通州核查漕粮亏空案，手头还有六本账册没算完。
“人口普查？还限时六个月？”翁同舟捧着调令，半晌说不出话。他是户部公认的“算盘精”，从九品杂吏做起，拨了三十年算盘珠子，才熬到从五品主事。三十年里，他经办过三次黄册大造，哪次不是拖上三五年、耗费银钱无数、最终攒出一堆谁也说不清真假的烂账？
如今告诉他，三个月登记全国，六个月算出总数？
翁同舟第一个念头是：陆国师疯了。
可当他走进户部西跨院那座临时辟出的“汇算大厅”时，他怔住了。
三百七十名太学生、专科生，齐刷刷坐在矮几前，每人面前一沓印好的空白调查票，一支铅笔，一块硬木板当垫板。大厅尽头，摆着三排翁同舟从未见过的铜制机械，上嵌密密麻麻的齿轮，侧面装手摇曲柄，正面是一排印着数字的小窗口。
“此物唤作‘整数四则运算器’。”一名穿百工院深蓝袍服的年轻研究员迎上来，语速极快，“加法可累加至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减法、乘法、除法须分步操作。目前可靠定数为一百二十台，每台需二人配合：一人读数，一人摇柄，另一人记录。初期效率可能略低于熟练书吏，但连续作业两个时辰不倦——书吏可行否？”
翁同舟摇头。
“那便是了。”年轻研究员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在下百工院精密机械所副主事方承志。翁主事，这三个月，咱们是同袍了。”
翁同舟看着那些齿轮、那些年轻得近乎稚嫩的脸庞，忽然觉得，或许不是陆国师疯了。
是他老了。
真正让翁同舟震撼的，不是京城总署的机械奇观，而是调查票本身。
这张长一尺二、宽八寸的绵纸，上头密密麻麻列着二十余项栏目。翁同舟粗粗一数：户主姓名、与户主关系、姓名、性别、年龄、婚否、职业、是否识字、有无残疾、去年是否迁徙、迁自何处……
最让他意外的是最后两栏：
“女童六至十二岁：是否入蒙学？□是□否”
“过去一年，家中是否有人患时疫、痢疾、天花、麻疹？□是□否”
他问方承志：“问这个何用？”
方承志正在调试一台运算器的归零机关，头也不抬：
“国师说，教育规划需知适龄女童实数，防疫规划需知疫病高发区分布。以前各省报的，全是‘约略估计’，用不得。”
翁同舟沉默了。
他想起自己老家——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妹妹小他十二岁，幼时聪慧过人，过目成诵，父亲却说“女子读书无用”，六岁便让她裹脚学针线。如今妹妹四十余岁，儿孙满堂，偶尔写信来，字迹歪扭，那是趁弟媳不备、偷藏了几年的描红本练出来的。
若那时……也有这样的调查票，也有人问一句“女童六至十二岁是否入蒙学”……
他把这张票样折叠好，小心收入怀中。
承平三十一年八月初一子时。
北京城，正阳门箭楼，标准时辰沙漏最后一次翻转。
这一刻，大夏帝国一千二百余府州县的保甲长、塾师、太学生志愿者、军中识文算卒，同时叩响了千家万户的门扉。
苏州府吴江县，震泽镇。
六十岁的塾师陈砚秋带着两个十五六岁的学生，敲开贫户周四家的破木门。周四是个挑脚，不识字，见官差就腿软。陈砚秋温声说：“莫怕，不催科，不抓丁。就问你几口人，姓甚名谁，几岁。”
周四结结巴巴答了。大儿子去年跑船溺死，儿媳改嫁，留下个五岁孙子；二儿子在上海县城学木匠，八月十五才回来，今晚不在家；还有个三丫头，七岁，帮邻家浆洗衣裳贴补家用。
陈砚秋一一填入票中。填到“女童六至十二岁是否入蒙学”时，他顿了笔。
“周家阿三，七岁，女，未入学。”
周四嗫嚅道：“先生，丫头片子，读啥书……”
陈砚秋没有答话。他填完票，让周四按了手印，起身告辞。
走到门口，他回头，对那个躲在灶台后、露出半张黑瘦小脸的女童说：
“丫头，你叫啥名？”
“……阿三。”
“阿三，下月镇上新式蒙学开课，不收束修，管一顿午饭。你爹要是不送你来，我天天上门来劝。”
女童愣愣望着他，没答话。
陈砚秋走出很远，身后忽然传来细碎的脚步声。他回头，那女童赤着脚，追到巷口，仰脸问：
“先生，真……真不收钱？”
“不收。”
“那……那俺能学识字不？俺想给俺哥写信，他在上海……”
“能。”陈砚秋鼻子一酸，“还能学算学，学画画，学格物。都教。”
女童没再说话。她朝陈砚秋鞠了一躬——不知从哪里学来的礼节，生疏又郑重——转身赤脚跑回夜色中。
承平三十一年八月十三，广州府香山县。
太学生志愿者林文烈带着通译，乘渔船登上外伶仃岛。岛上三百余户，皆以捕鱼、采珠为业，从不纳粮当差，也从不被任何户籍登载。
岛民见官船来，起初惊恐，欲驾舟避走。林文烈命通译以闽南语高呼：“不征税！不抓丁！只问几口人，问完发盐！”
盐是硬通货。岛民半信半疑泊岸，聚在妈祖庙前。
林文烈一口气问了三十二户，口干舌燥。他发现这些岛民大多没有“姓氏”，只有“诨号”——“阿水伯”“蟹仔”“海生仔”。问他大名，挠头半天，说“就叫阿水”。
职业一栏，不能写“渔夫”，须细分为：近海捕捞、远海捕捞、采珠、制脯、修船、织网。
更棘手的是年龄。岛民不计生辰，只记得“某年大台风那年生的”“某年海匪劫岛那年生的”。林文烈只得随身带一册《近六十年东南沿海灾异年表》，一一对照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