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这次真的应该走了。

她没有走。

“你是来找人的吗？”他歪了歪头问道，像一个普通的居民，看到一个陌生的面孔站在自家楼下，随口问一句。

“不是。”索菲亚说，“我只是路过。”

“这条路通往港口。”安德烈亚点点头，算是听信了她的措辞，“从这个方向过去会绕一点。你可以穿过后面的社区花园，近很多。”

他指给她方向。

索菲亚看着他指路的手——手指修长，指腹有薄茧，是使用工具留下的痕迹。她曾经在监控画面里看过这双手无数次，焊接、调试、翻阅图纸、抚摸书脊。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地意识到，这是一双真实的手。

“谢谢。”她说。

他收回手，朝她点点头，转身走向巷口的垃圾桶。

索菲亚还是没有离开。她站在原地，看着他倒掉垃圾，把空袋子叠好，攥在掌心。她看着他走回单元门口，在门禁键盘上按下密码，准备推门进去。

然后他停下了。

安德烈亚转过头又看了她一眼。

这次那些视线在她脸上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看上去是在辨认，在试图从记忆的某个角落打捞与这张面孔相关的碎片。

“你是……”他开口，语气有些不确定，“隆巴迪先生的孙女？”

索菲亚怔住了。

“隆巴迪先生，基艾亚区那边，五十三号那栋楼。”他微微蹙了眉重复，这次语气更加肯定，“他家的暖气系统去年冬天出了几次故障，我去帮他检修过。不光是这个……我还帮他修过一个电子相册。”他顿了顿，“他经常提起你。索菲亚。”

索菲亚·隆巴迪。

这个名字从她十七岁加入情报管理组之后就很少有人叫了。在组内，她是“傀儡”。在官方档案里，她是一串数字编号。在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眼中，她根本不存在。

只有一个人会用这个音节组合来称呼她。

她已经有多久没有听到“隆巴迪”这三个字了。

索菲亚不知道。

“他总说你之前在巴黎学艺术，毕业之后工作一直很忙，在外面漂泊，不常回来。”安德烈亚的声音很轻，颇有些怀念地说着，他抬手，轻轻托着下巴回想着，“他客厅里挂着一张照片，是你中学毕业时的样子。他说那是他最后一次见你穿校服。”

索菲亚没有说话。

她想起来那张照片。她穿着那不勒斯圣维多利亚中学的海军蓝制服，站在校门口的石柱旁，阳光太烈，她眯着眼，表情说不上是笑。

可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她还记得那天祖父特意穿了那件压箱底的旧西装，在校门口等她考完最后一科，带她去吃她最喜欢的海鲜意面。

后来她再也没有回过那不勒斯。

不是不想回，是回不去。

情报管理组的工作不允许她有固定的社会关系，不允许她在任何地方留下可以被追溯的“根”。

她把所有寄往老家的信件都申请了保密转递，每隔几个月才给祖父打一次电话，说自己在外面很好，工作稳定，不用挂念。

她以为这些就足够了。

“他身体还好吗？”索菲亚问。

话一出口，她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夜风吹散。

“还算硬朗，只是冬天膝关节不太舒服。”安德烈亚说，然后用手比划了一下，“所以我给老先生做了个简单的电热护膝，他说效果不错。”

索菲亚刚想说些什么，对方却在这时候补了一句：“他想你。”

最后几个字像颗小石子，轻轻落入她心里那潭结了多年冰的湖。

索菲亚没有回答。

她不知道自己能回答什么。

安德烈亚也没有等她回答，那句话算是结束语，他收回目光，推开单元门走进楼道。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在他身后缓缓闭合，发出细长的摩擦声。

她独自站在暮色渐沉的街道上。

索菲亚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敲过无数键盘，处理过海量数据，标记过成百上千个目标人物的生活习惯、财务状况、社会关系。

它们精密而高效，不知疲倦。

但也同样是这双手，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拨通过那不勒斯老家那个电话号码了。

她应该去车站的。

十七点四十分的火车已经开走了，二十点整是最后一班。

从这里到中央车站步行只需二十五分钟，她还有时间。

她站在悬铃木的树荫下，没有动。

二十分钟后，五楼那扇窗的灯亮了。

索菲亚隔着枝叶婆娑的树影，看着那个酒红色长发的身影走到临窗的工作台前坐下，打开那台她看过无数遍的老式台灯。他翻开下午在二手书店买的那本法国诗集，开始阅读。

她的监听设备不在身边。她的监控终端在背包里，处于离线状态。她没有任何任务指令需要在这个时刻、这个地点，对这个人进行任何形式的观察。

她只是看着。

看着他翻动书页的节奏，平均每四十五秒一次。看着他偶尔停下来，用铅笔在页边空白处写些什么，然后又继续往下读。看着他读到某一段时，嘴角浮现一个柔软的弧度。

那不是她在监控画面里分析过的任何一类笑容。比礼貌更私人，比客套更柔软，比那抹修好钢琴后的平和更像是在与书页那头的作者进行一场无声对话的表情。

索菲亚忽然想起她的祖父也喜欢在夜里读书。

他读的是一本很老很老的《神曲》，版本早绝版了，书脊用透明胶带粘了又粘，每次读完一章，也会像这样在页边写几个字，字迹潦草得像医生处方。

她不知道祖父现在还在读那本书吗。

晚上二十一点四十分，索菲亚离开那棵悬铃木。

她沿着安德烈亚下午指给她的那条近路，穿过社区花园，走向基艾亚区五十三号那栋老公寓楼。

四月的那不勒斯夜晚很安静。社区花园里的孩子们早已散去，只剩下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闲聊。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另一具沉默的躯体，跟在她的步伐后面亦步亦趋。

她站在五十三号楼门外，看着二楼那扇熟悉的窗户。

灯亮着。窗帘没有完全拉拢，露出一道细长的缝隙。她隐约能看到客厅里那台旧电视正在播放什么，屏幕的光一闪一闪。祖父应该像往常一样坐在他那把老藤椅上，膝盖上搭着毛毯，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瞌睡。

她没有上去。

她没有那个勇气。四五年了，索菲亚没有回过这个家，没有在祖父面前露过面，没有告诉他自己从巴黎回来后的这些年究竟在做什么、在哪里、为什么“流浪”了那么久。

她站在楼下，看着那扇熟悉的窗户，看着那道熟悉的光。

她站了很久。

久到二楼那扇窗户的灯终于熄灭，久到社区花园里的老人一个接一个散去，久到那不勒斯的夜从深蓝沉淀成纯粹的墨色。

二十三点二十分，索菲亚转身，走向中央车站。

她当然没有赶上最后一班去安科纳的火车。

她在候车厅的塑料椅上坐了一夜，背包抱在胸前，看着落地窗外的天色从黑变灰，又从灰变成黎明前的钴蓝。

她没有合眼。

她在想那笔四千八百万里拉的转账，她在想布鲁诺·布加拉提的名字。

她在想安德烈亚·鲁索——不、不应该是这个名字，他一定有别的名字，一个配得上他那双深蓝色眼睛和那句“他想你”的名字。

她在想自己的祖父。

她想起小时候祖父教她读但丁。

她那时八岁，认不全意大利语，祖父就一句一句念给她听。她记得《地狱篇》第五歌里那段关于弗朗西斯卡和保罗的悲剧……

索菲亚问祖父：“他们为什么那么痛苦？”

祖父说：“因为他们记得曾经的快乐。”

她那时不懂。

现在懂了。

凌晨五点四十分，第一班去安科纳的列车开始检票。

索菲亚站起身把背包重新背上，大步走向检票口。

她没有回头。

金发在晨光中飞舞。

明明它们应该一直都这样飞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