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春走进会议室，没有寒暄，直接走到主位坐下，目光扫过众人。这里面有他熟悉的部下，也有其他部门配合的同志。

“同志们，情况紧急，客套话就不说了。”张永春开门见山，声音有些沙哑，但语气坚定，“我们这次去，任务就一个：稳！稳定员工情绪，稳定企业基本盘，防止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这是死命令，也是我们当前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他顿了顿，继续道：“我们现在面对的局面，非常严峻。大昌矿业的问题，是系统性的、塌方式的。刑事调查、经济问题、债务危机、信誉破产……但这些，是上级机关、是专案组、是司法机关、是金融监管部门要去处理和追责的。

我们的任务，是守住底线，看住人。这一万多名工人，绝大多数是普通劳动者，是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他们不了解高层的罪恶，他们只关心下个月的房贷能不能还，孩子的学费有没有着落，家里的米缸还能不能续上。”

“所以，我们工作组进去，第一，要摸清底数。到底还有多少工人在岗？情绪状态如何？各个分厂、矿区的情况有什么区别？核心的工人代表、班组长是谁？哪些是可能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要畅通渠道。设立临时的员工接待点，公开我们的联系方式，让工人有地方说话，有渠道反映诉求，不能让他们觉得投诉无门，走极端。

第三，要解决最急迫的生存问题。工资！这是眼下最大的火药桶。我们必须尽快拿出一个方案，哪怕不能足额发放，也要让工人看到希望，看到政府没有不管他们！”

提到工资，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感到头皮发麻。

市人社局的副局长苦笑：“张市长，我们也想发工资，可钱从哪里来？大昌的账户全冻了，资产也基本被查封，剩下的边角料，也轮不到我们。财政垫付？五千多万不是小数目，而且这口子一开，后面怎么办？其他出问题的企业要不要管？财政也吃不消啊。更何况，这钱垫出去，能不能收回来？这可是个无底洞。”

“是啊，”国资委的主任接口，“而且大昌矿业本身债务累累，欠供应商的货款、银行的贷款、工程款，是个天文数字。就算有点资产，也是杯水车薪，还有优先受偿顺序的问题。工人的工资虽然法律上有一定优先权，但在这种复杂破产局面下，执行起来也很难。”

“难，就不做了吗？”张永春提高了声音，目光锐利地看向发言的几人，“工人拿不到工资，会听你讲法律顺序？会体谅财政困难？他们只会看到，工厂停了，老板跑了，没人管他们了！到时候，出了事，谁负责？你？还是我？”

会议室一片寂静。大家都知道张永春说的是事实，是悬在所有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协调。”张永春放缓了语气，但依然沉重，“市里会紧急研究，看能否从应急资金、维稳专项资金里，先挤出一部分，解决最困难职工的临时生活补助。同时，马上协调相关银行，看能否在监管账户的模式下，动用一部分被冻结账户中原本就应当用于支付职工工资的专项资金，或者，用大昌矿业未被查封的、能够产生现金流的有效资产（比如还在运转的个别矿厂销售煤炭的收入）作为担保，申请紧急的工资贷款。工会那边，启动困难职工帮扶机制。总之，多条腿走路，必须让工人在15号之前，看到钱，哪怕是部分钱，哪怕是生活费！”

他环视众人：“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现场必须稳住！如果我们的人一进去，就被情绪激动的工人围住、打砸，什么工作都开展不了。所以，公安的同志，你们的压力最大。要维持好现场秩序，但注意，是维持秩序，不是激化矛盾！要讲究方法，以劝导、隔离、防范为主，没有我的命令，绝不允许使用强制手段，除非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或危及人身安全的事件。明白吗？”

市公安局带队的副局长郑重地点了点头：“明白，张市长。我们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应急预案，抽调了经验丰富的干警和特警预备队，便衣和制服结合，内紧外松，确保工作组安全和基本秩序。”

“好。”张永春看了看表，“出发前，我强调几点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擅自表态。第二，注意言行，我们是去解决问题的，不是去激化矛盾的，对工人群众要有同情心，要耐心倾听，但也要坚持原则，不能乱许诺。第三，保持信息畅通，有任何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报告。都清楚了吗？”

“清楚！”

“出发！”

一支由中巴车、商务车、警车组成的车队，驶出栾城市政府大院，穿过清晨尚未完全苏醒的街道，向着位于市郊的大昌矿业集团总部驶去。车窗外，阴云依旧低沉，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一天，绝不会轻松。张永春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脑海中飞速盘算着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和应对方案。他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他要去面对的，不是会议室里的文件汇报，而是一万多个焦虑、愤怒、可能随时爆发的活生生的人，以及一个千疮百孔、随时可能崩塌的巨型烂摊子。

大昌矿业集团总部，位于栾城市新区的“大昌财富广场”，是一栋气派的三十层玻璃幕墙大厦，曾是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之一，象征着吉正豪和大昌矿业曾经的辉煌。然而今天，当张永春率领的工作组车队抵达时，看到的却是一副萧条、混乱、甚至带着几分戾气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