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形会议桌旁坐着七八个人，都是能决定这个国家经济走向的面孔。几人面前摊开着那份《关于以“数字新基建”为引擎激活内需、稳定增长、培育新动能的战略实施建议》，仔细审阅着。坐在主位的那位领导缓缓道：

“瑞青同志推荐的这份方案，思路有突破性，也有前瞻性。在当前形势下，能提出这样一套既着眼长远、又兼顾当下的系统性方案，不容易。”

林凡坐在会议桌最末端的汇报席上，脊背挺得笔直。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胸腔里沉稳而有力地搏动，但手心却微微出汗。

这是他经历过的级别最高的会议，而且这次讨论的，是未来五年甚至十年，这个国家要在数字时代走哪条路、怎么走。这是林凡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与这个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

“但是，”领导话锋一转，目光扫过全场，“越是宏大的构想，越要警惕好高骛远。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局面？外部需求萎缩，内部就业压力空前，社会预期不稳。这时候每花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想清楚能换来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

他拿起方案，翻到投资估算那一页。

“‘鸿雁’星座一期，三百亿；人工智能引导，五百亿；芯片制造工艺突破专项，四百亿……林林总总加起来，占4万亿总盘子的比重虽然不算最高，但绝对值不小。”

“钱从哪里来？如果全部靠财政投入，不仅挤占其他民生领域资源，而且效率值得商榷。”领导看向赵瑞青，“瑞青，你们测算的社会资本跟投比例，能达到多少？”

赵瑞青早有准备：“根据我们与发改委、财政部的初步沟通，如果设计合理的引导机制和退出通道，首期项目社会资本参与度有望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像低轨星座、智能手机产业链这些有明确商业化前景的领域，产业资本和风险投资的兴趣很大。”

“百分之四十……”领导沉吟片刻，“剩下百分之六十，依然是财政要真金白银拿出来的。这笔钱投下去，老百姓要看到效果，市场要给出反馈，国际社会也会盯着看。”

他戴上眼镜，目光落在林凡身上。

“林凡同志，你是方案的主要起草者。我想听听你的实话——如果现在给你这笔钱，让你在汉西省搞试点，你能不能做到三点？”

林凡深吸一口气：“请领导指示。”

“第一，一年之内，要拿出看得见、摸得着的阶段性成果。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就业岗位、企业订单。让质疑的人闭嘴，让观望的人有信心。第二，两年之内，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不是汉西一家独好，而是这套打法能搬到江浙、搬到中部、搬到西部，能适应不同发展阶段地区的实际情况。第三......”领导顿了顿，语气更加严肃，“所有项目，必须守住两条底线。一是技术安全底线，不能为了求快而引入不可控的技术风险；二是债务风险底线，不能把地方财政拖垮，更不能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年轻人身上。赵瑞青面有担忧，等着林凡对领导的回复。

林凡沉默了几秒钟。

“领导，”他抬起头，目光清澈而坚定，“这三个要求，我有信心完成。但需要三个条件。”

“哦？”领导微微挑眉，“说说看。”

“一是需要赋予试点地区相应的改革自主权。数字新基建不仅是技术工程，更是制度创新。涉及数据共享、跨部门协调、市场准入等领域，可能需要突破一些现有规定，给基层探索留出空间。”

领导微微颔首。

“二是需要建立中央层面的跨部委协调机制。数字新基建涉及发改、财政、工信、科技、网信、农业等十多个部门，如果每个环节都要层层审批、反复协调，一年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建议成立国家数字新基建专项办公室，由一位中央领导牵头，相关部委司局级干部作为成员，实行‘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的快速决策流程。”

几位领导交换了眼神，这个提议切中了当前行政体系的痛点。

“三是需要给予市场化运作足够的政策空间。特别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方面，并在税收、用地等方面给予配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