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开始上升后的第一个月，北岸项目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城市的反作用”。

不是来自资金，也不是来自监管。

而是来自风。

港城的海风一向强，过去它只是背景——吹过高架，吹过海岸大道，吹得霓虹灯轻轻晃动。可当北岸结构逐渐拔高，风不再只是经过，它开始被改变、被压缩、被重新引导。

第一份异常报告，是在一个清晨送到林亮桌上的。

不是事故通报，也不是工程停摆，而是一行很不起眼的描述：

——“周边街区局部风速出现异常增强，行人体验下降。”

这在技术上，并不算大问题。

在城市里，高层建筑改变风道几乎是必然结果，只要后期通过裙楼、绿化、风廊设计进行修正，基本都能解决。很多项目，甚至把这种问题留到竣工前才处理。

但林亮在那一行字旁边，画了一个圈。

不是因为问题本身。

而是因为它出现得太早了。

这意味着，结构的高度和体量，已经开始主动介入城市的微环境，而不是等到最终成型才产生影响。换句话说——这座建筑，正在提前“参与城市生活”。

他让项目团队暂停下一阶段的垂直施工。

这个决定，在内部引起了一点波动。

“是不是太谨慎了？”

“风洞问题本来就要后期综合解决。”

“现在停，会不会影响整体节奏？”

这些问题都很合理。

林亮却没有从工程角度回答，而是换了一个方向：“如果现在不处理，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有人说是体验下降，有人说是投诉增加。

他摇头：“最坏的结果，是我们习惯了用以后解决现在的问题。”

这句话，让会议室安静了下来。

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在复杂系统里，“以后解决”往往意味着问题被层层叠加，直到某一天变成不可逆的结构性缺陷。

于是，北岸项目第一次进入“风洞阶段”。

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风洞实验，而是一整套关于城市反应测试的系统性工作。

气象数据被重新接入模型；

周边建筑高度、间距、街道走向被纳入模拟；

人流密度、车流分布、季节变化被反复叠加。

这一次，模型不再只回答“建筑是否安全”。

它要回答的是——

城市，是否还能舒服地使用它。

林亮亲自参加了第一次模拟复盘。

屏幕上，彩色的气流线在三维城市模型中不断变化。某些高度区间，风被压缩成高速通道，直接落在行人层；某些角落，则形成紊流，让原本安静的街区变得不可预测。

“如果继续按原设计上升，高度越高，问题越集中。”工程负责人如实汇报。

“能不能通过局部调整解决？”

“可以，但需要改变部分立面和裙楼结构，会影响原本的体量效率。”

效率，又一次被摆上了桌面。

林亮看着屏幕，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