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召成为常态的那一周，林亮的电话几乎没有真正停过。

不是轰炸式的忙碌，而是一种更隐蔽的依赖——每一通电话都很克制，每一句话都带着“我们知道你很忙”的体贴，可它们都有同一个隐含前提：你的出现，是默认可用的。

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当你被默认可用，你就不再是临时协调者。

你变成了系统的“应急器官”。

所有人都愿意把风险交给你，因为交给你之后，他们就能继续维持各自的体面：流程仍然存在，规则仍然完整，权责仍然分散——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有一个人会把不确定性吞下去。

而吞得越多，你越难吐出来。

林亮在第三次被拉进同一类讨论时，终于确认：这个循环不能再继续。

断环，不是情绪决定。

它是一种结构选择。

那天深夜，他回到办公室，没有开灯，只在桌面打开一盏极暗的台灯。桌上放着过去一个月所有“回召节点”的清单——时间、触发条件、参与方、最终决策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栏：谁承担后果。

这一栏，几乎全部空着。

不是没人承担，而是承担者被隐藏在“共同决策”“集体评估”“多方确认”的语言后面。结果是，任何人都没有真正承担，只有林亮被默认承担了“让事情继续往前”的责任。

他拿起笔，在清单最上面写下两个字：断环。

然后写下一句话：

“如果我继续接下去，结构会越来越像我。”

“而一旦我出问题，结构就会像纸一样塌。”

第二天清晨，他召开了一次极小范围的会议。

没有外部人。

甚至没有全体高管。

只有那些真正掌握关键节点的人。

他没有讲道理，也没有回顾过去的功劳，只提出一个非常冷的要求：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接受非正式回召。

会议室里一瞬间安静下来。

有人以为他是在施压，有人以为他在生气，有人甚至下意识地担心：这会不会让系统失速。

林亮没有解释。

他只是继续说：

“我会给一个替代方案。”

“但替代方案的前提是——

每一次需要拍板的节点，必须明确写下一个名字。”

“不是部门名，不是委员会名，不是轮值名。”

“是一个人。”

“并且，这个人的名字要对外可追溯，对内可复盘。”

这句话像一把刀，切开了所有温和的表面。

因为它直接触及系统最不愿碰的东西：被指责的资格。

很多人愿意参与决策。

却很少有人愿意在文件上留下名字。

留下名字，就意味着被追责，被攻击，被误解，也意味着——不再有“我只是按流程”的退路。

有人终于开口：“这样会不会太重？大家会不敢决策。”

林亮点头：“会。”

“但不敢决策，就是现在的病。”

“我们不能为了让大家舒服，就把病留着。”

他把第二个要求推上桌面：

任何一次决策，如果被推迟，必须写清楚推迟的代价。

不是推迟原因。

而是代价。

因为原因人人都会写，代价没人愿意写。

写代价，意味着承认：你的延后选择，会伤害系统。

这会让推迟变得不再轻松。

第三个要求最狠。

他说：“我只接受两种情况的介入。”

“一种是你们写了名字，但出现不可控崩溃风险。”

“另一种是结构性失效——也就是，规则本身不适用。”

“除此之外，我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