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的夜,比朝歌暖。
夜市刚起,沿街摆开了食摊,陶釜里翻滚着肉羹,麦饼在火炉上烤得焦香。酒旗在晚风里轻晃,招引着刚领了赏钱的士卒和做完买卖的商贾。孩童在人群里钻来钻去,追逐着飘落的柳絮。
陈远走在街边,与这热闹擦肩而过。
浊酒的后劲还在胃里烧着,那股子酸涩却淡了,只剩下一种麻木的清醒。他听着周围人的谈笑,看着他们脸上真切的笑意——为新君登基,为可能的太平年景,也为今晚这口热乎的肉羹。
他们不知道,就在这座城里,在那些高墙深院之内,另一场风暴已经开始酝酿。或者说,知道了,也不在乎。那是贵人们的事,与升斗小民何干?
陈远在一处卖陶哨的小摊前停下。摊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匠人,正低头用细刀雕着一只鸟形哨子,手法娴熟。他花了一枚最小的铜贝,买了一只最简单的鱼形哨。
老匠人接过钱,浑浊的眼睛看了陈远一眼,慢吞吞道:“客人不是新郑人吧?”
“路过。”陈远道。
“哦。”老匠人将哨子递给他,“新郑好啊,新君即位,往后日子兴许能太平些。不像前些年,老是听说东边打仗,西边闹灾。”
“会太平的。”陈远接过哨子,指尖摩挲着粗糙的陶面。至少,在下一场属于郑国自己的风暴来临前,会有短暂的太平。
他转身离开,将哨子揣进怀里。冰凉粗糙的触感,让他想起狗剩那双满是泥污和血口子的小脚。
回到那间廉价客舍时,天已完全黑透。同屋的几个行商还没睡,正围着一盏油灯,低声谈论着什么,见陈远进来,声音压得更低了些,眼神里带着一丝警惕和疏离。
陈远径自走到自己靠墙的铺位躺下,面朝墙壁,闭上眼睛。行商们的低语,却断断续续飘进耳中。
“……共叔段的封地,听说又扩了。”
“岂止是扩?我有个亲戚在制邑那边当差,说段大夫正在招兵,打造兵器,动静不小。”
“嘶……武姜夫人可是最疼这个小儿子,君上那里……”
“难说。毕竟是亲兄弟,兴许君上宽容……”
“宽容?你忘了当年……唉,不说了不说了,睡觉睡觉。”
声音渐渐低下去,只剩下油灯偶尔爆开的噼啪声。
共叔段。制邑。
陈远在黑暗中睁开眼。历史的细节,比细纲上的字句更早地,以流言的方式,开始在这座城市的角落里发酵。
接下来的日子,陈远像个真正的游民一样,在新郑城里生活下来。他找了份在西市搬运货物的短工,每天挣十几枚铜贝,刚好够吃两顿粗饭,付那点可怜的房钱。他不与任何人深交,只是听,只是看。
朝堂上的消息,通过市井流言,一点一点漏出来。
君上(现在人们已习惯称郑庄公为君上)对弟弟共叔段极为优容,不仅将富庶的京邑封给他,称其为“京城大叔”,更对他的诸多逾越之举睁只眼闭只眼。而他们的母亲武姜,毫不掩饰对幼子的偏爱,频频召段入宫,赏赐无数。
流言的风向,渐渐变了。从最初对新君兄弟和睦的称赞,慢慢多了些难以言说的揣测。有老吏在酒酣时摇头,提起当年武姜生庄公时难产(“寤生”即逆生),从此厌恶长子、偏爱幼子的旧事。有人说曾在宫门外,见过段大夫的车驾仪仗,几乎与国君比肩。
陈远搬运麻包时,汗水滴进眼睛,刺痛。他直起腰,望向宫城的方向。那巍峨的城墙背后,亲情的裂痕正在权力和偏心的滋养下,无声蔓延,生长出剧毒的藤蔓。
他试图不去想狗剩,不去想阿青,不去想朝歌的火光。他告诉自己,这就是“职业化”。观察,记录,确认历史的齿轮严丝合缝地转动。
直到那天。
他在码头卸一批从黄河运来的梁粟。监工是个粗豪的汉子,叫郑大,据说是郑国远支的平民,因为力气大、人缘好,混了个小头目。郑大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吹牛,嗓门洪亮。
“看见没?这粟米,上好的晋粟!咱们新郑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商人愿意来,货物走得起!”郑大拍着一袋粮食,满脸自豪,“为啥?就因为咱们君上稳得住!外头那些闲话,哼,都是放屁!君上那是顾念兄弟情分,太后年纪大了,顺着点怎么了?”
旁边一个年轻力工小声嘀咕:“可我听说,京邑那边城墙修得比咱新郑还高……”
郑大一瞪眼:“你懂个屁!那是防戎狄!段大夫替君上守北门,城修高点怎么了?”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再说了,太后疼小儿子,多给点东西,人之常情。君上仁孝,还能跟亲娘、亲弟弟计较?”
众人唯唯诺诺,不敢再说。
休息时,陈远蹲在河边,就着凉水啃硬饼。郑大凑过来,递给他半条腌鱼:“陈兄弟,看你话少,是个实在人。别听他们瞎叨叨,咱们郑国,乱不了!君上心里有数。”
陈远接过鱼,道了声谢。他看着郑大黝黑脸上质朴的信任,忽然问:“郑头儿,要是……万一真乱了,你怎么办?”
郑大一愣,哈哈笑道:“能咋办?咱们小老百姓,谁坐那个位置,不得吃饭穿衣?该干活干活,该缴税缴税。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呢!”他用力拍拍陈远的肩膀,“别想那些没用的,吃饱饭,睡好觉,比啥都强!”
陈远低下头,慢慢嚼着咸涩的鱼肉。郑大的话,简单,真实,代表着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哲学。他们不关心宫廷阴谋,不在乎谁对谁错,只求一片能安身立命的屋檐,一口能果腹的饭食。
然而,历史的车轮碾过时,从不会因为谁“只想吃饱饭”而稍微偏离方向。
不久后,连郑大这样乐观的人,脸色也开始凝重起来。
京邑那边传来确切消息,共叔段不仅大修城防,更将西边、北边的边邑直接划入自己的管辖,命令地方官只听命于他。甚至有传言,他在暗中联络卫国,以母亲武姜的名义,积蓄力量。
朝堂之上,终于有了不同的声音。大夫祭仲等人屡次进谏,言辞激烈。而郑庄公的反应,始终是那句被后世无数史书记载、此刻却让新郑臣民倍感煎熬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他在等。等他的弟弟,将“不义”的行径,累积到足以让天下人、让史书都无可指摘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