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这座融合了中俄风情的城市，成了新的博弈场。气氛比边境的炮火更加微妙，充满了看不见的刀光剑影。

苏联特使梅利尼科夫恢复了外交官特有的矜持与冷静，他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言辞优雅，但与东北方面代表就谈判议程、地点、级别等细节的磋商，却进行得异常艰难。每一处细节，都充满了试探与角力。

“关于谈判地点，”苏方代表一脸严肃地摊开地图，“我方建议在满洲里。那里是中立区，且靠近事发地，便于调查取证。”

东北方面代表蔡运升慢条斯理地呷了口茶，不紧不慢地回应：“满洲里偏居一隅，交通不便，更不利于我方高层人员往来。还是在哈尔滨更为妥当，毕竟，这里是东北边防长官公署所在地，彰显我方诚意。”

“谈判代表级别，我方认为，至少需要贵方副司令长官级别出席，以示对等与尊重。”苏方代表抛出了新的筹码。

“具体级别需报请奉天大帅定夺，但原则是必须对等。若贵方仅派一名特使，我方自然也会有相应安排。”蔡运升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这看似繁琐的程序之争，实则是双方在谈判伊始争夺主动权和心理优势的激烈交锋。苏联试图以胜利者的姿态保持高压，而东北方面则竭力维护国家尊严，并暗中利用这些扯皮，为后方争取每一分每一秒宝贵的时间。

张学良坐镇哈尔滨的公署内，听着下属汇报谈判议程磋商的进展，脸上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疲惫，但那双与他父亲极为相似的眼睛，依旧锐利。他对着心腹将领，声音压得很低：“谈，可以。但姿态不能软！告诉前线，谈判期间，防备等级不变！要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是怕了他们，只是不想因为他们的挑衅而生灵涂炭。”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父亲在奉天的那间密室里，正利用这宝贵的喘息时间，完成着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布局。北方的炮声越响，南方的根基就扎得越深。现在，谈判桌上的每一分钟拉锯，都是在为那伟大的迁徙赢得生机。

中东路事件的直接军事冲突，似乎随着谈判议程的启动而暂时缓和。巨大的风暴眼，从炮火连天的边境线，平移到了哈尔滨的会议室，以及莫斯科、奉天的决策层。

表面上，枪炮声沉寂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外交辞令和程序性的争吵。

但在更深层次，真正的较量从未停止。在奉天，张作霖正加速推进着他的“暗堡”与“候鸟”计划，每一列伪装成普通货物的火车，都承载着东北未来的希望；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石原莞尔的情报网络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疯狂运转着，试图从这片“缓和”的迷雾中，看穿张作霖真正的图谋；而在千里之外的昆明，林景云也正密切关注着北方的局势变化，他那支磨砺已久的“班禅护卫军”和悄然启动的“南域疑云”计划，需要与东北的步调保持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1929年的秋天，东北的天空，暂时没有落下倾盆暴雨，但密布的乌云并未散去。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在这诡异的平静中，等待着下一次变局的到来。棋局已入中盘，每一颗棋子的移动，都牵动着整个国运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