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不能这么说，”阎锡山摆了摆手，他那双小眼睛里闪烁着精明的盘算，“冯焕章不来，我们固然是少了一支最能打的生力军。但是，你想想，他宣布中立，西北军严守边界，那我们山西的后背，是不是就安稳了？我们就不必担心蒋中正从西边包抄我们。”

他走到地图前，用一根粗大的铅笔在山西与陕西的交界处画了一道线。

“这道通电，就像一盆冷水，把我们想速战速决的火给浇灭了。但它也像一堵墙，帮我们挡住了西边的风。”阎锡山的声音变得低沉，“接下来，没法取巧了。这场仗，要变成消耗战，拉锯战了。就看谁的家底厚，谁先撑不住了。”

他的心中五味杂陈。失去了西北军这支强大的地面力量，反蒋联军想要一口气冲到南京的希望彻底破灭。但联盟的中立，也让这场战争的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战火将被牢牢限制在中原这片棋盘上，变成一场纯粹的实力消耗。

但这份通电的影响力不限于此，它远远超出了军政领域。

五月四日，当这封由五大实力派联署的电文原文，被刊登在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时，整个国家都被震动了。

天津的《大公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表了一篇署名社论，标题掷地有声——《止内战以御外侮——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社论的笔锋犀利而饱含期待：“当国之栋梁于中原自相残杀，血染疆场之际，能有此‘永不指向同胞’之誓言，无疑是于黑暗中透出的一线曙光，契合民心，深明大义，值得国人额手称庆！然，宣言之价值，在于践行。我等翘首以盼，愿见联盟之枪炮，他日果能用于国门之外；愿见联盟之建设，真能为国家民族铸造坚实之盾。此非一人一地之幸，乃整个中华之幸！”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上海、北平、武汉、广州……各大城市的知识界、工商界人士，仿佛找到了一个积郁已久的情绪宣泄口。大学校园里，青年学生们自发组织集会，高举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机器轰鸣，不要炮声隆隆！”的横幅走上街头。商会联合会更是直接向南京和反蒋联军双方发出请愿书，恳求罢兵息战，恢复生产。

长久以来被战乱、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民众，在茶馆里，在街头巷尾，谈论起那个遥远的“三边联盟”，言语间充满了向往。在他们的想象中，那片土地上没有连天的炮火，只有拔地而起的工厂、紧张忙碌的工地和充满希望的田野。

“三边联盟”的形象，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以一种“团结御侮、专注建设”的正面姿态，清晰无比地烙印在了全国民众的心中。它不再是军阀割据的代名词，反而成了一个混乱时代里，稳定与希望的象征。

同样的阳光，同样的初夏，但此刻的昆明空气中却充满了截然不同的味道——不是南京的压抑，也不是归德的焦虑，而是一种沉静的、充满力量的自信。

林景云和蒋百里并肩站在办公室里，桌上摊开着从全国各地汇总而来的情报和报纸。

“主席，我们这一步棋，走对了。”蒋百里看着《大公报》的社论，清癯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一丝笑意，“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只是顺应了这个大势，并且把它喊了出来。”

“百里先生，这不仅仅是喊出来。”林景云的目光落在窗外那片依旧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上，远处兵工厂传来的机器轰鸣，在此刻听来，如同最雄壮的交响乐。

“我们是在告诉所有人，中国，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他缓缓说道，“不是靠内战打出来的统一，而是靠建设、靠发展、靠实力凝聚起来的强大。当中原的鲜血浸透土地时，我们的钢水正在浇筑国家的脊梁。当他们的青年倒在手足相残的战场上时，我们的青年正在学校和工厂里，学习如何保卫这个国家，建设这个国家。”

他的声音平静，却蕴含着一股足以改变时代的力量。

“南京的蒋先生看明白了，所以他选择暂时隐忍。北方的阎老板也看明白了，所以他只能苦笑接受。因为他们都清楚，他们无法与民心为敌，更无法与一个正在高速运转、凝聚了全国希望的庞大实体为敌。”

林景云转过身，眼中闪烁着深邃的光芒。

“这份通电，是我们的盾牌，为我们挡住了内战的流弹。现在，盾牌已经举起，我们该做的，是把我们手中的剑，磨得更锋利一些了。”

中原的战火，非但没有波及联盟，反而像一个巨大的风箱，将联盟内部建设的炉火吹得更旺。一个清晰的认知在联盟的每一个角落迅速传播开来：外面的世界越乱，我们自己的家园，就越要建得坚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