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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大兴安岭的雪化得比往年都晚。

四月中旬了，背阴的山沟里还能看见一坨一坨的残雪，白得刺眼，像是冬天不甘心就这么走了，非要留下点什么记号。向阳的山坡上，达子香已经开了，粉红色的花朵一丛一丛的，远远望去像一片片粉色的云彩飘在山腰上。山脚下的溪水叮叮咚咚地流着，冰面裂开了，清凌凌的溪水从冰缝里挤出来，一路欢快地往山下奔去。空气里弥漫着泥土解冻后的清冽气息，混着枯草腐烂的味道和达子香的花香，吸一口满肺都是春天的味道。

王西川赶着马车，从靠山屯往林场走。

马车是借的，车板上的漆磨掉了大半，露出木头的本色，车轮吱吱扭扭地响，隔一段路就得停下来紧一紧车轴，不然轮子会晃。马也是一匹老马，毛色发灰，瘦得肋骨一根根凸出来，走起路来慢吞吞的，鞭子抽上去也不快，只是喘着粗气加快几步，过一会儿又慢下来了。车上装着全部家当——两床被子，被子是黄丽霞陪嫁的，已经盖了好几年了，棉花板结了，硬邦邦的，不保暖但还是得带着；一口铁锅，锅底有个小洞，黄丽霞用铁皮补上了，看着不太好看但还能用；几只粗瓷碗，边上的瓷磕掉了好几块，露出黑色的铁胎；一袋子玉米面，那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几件换洗的衣裳，补丁摞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还有一口旧木箱，是黄丽霞的嫁妆，箱子面上雕着花，虽然漆面已经斑驳了，但能看出当年是个好东西，里面装着黄丽霞她姥爷留下的医书和药方，用一块蓝布包着，裹了好几层。

大丫七岁，坐在车斗最前面，两条小辫子被风吹得飘起来。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膝盖上打着两个大大的补丁，补丁是黄丽霞用旧裤子拆的布头补的，针脚细密，虽说颜色不太一样，但补得很整齐。她怀里抱着一个布包裹，里面是娘让她保管的东西——几块舍不得吃的地瓜干、二丫的一双旧鞋、三丫画的一幅画。她坐得笔直，像是这个家的护卫，眼睛看着前方，小脸上带着一种超越年龄的认真。

二丫六岁，靠在大姐身上，手里攥着一个布娃娃，是黄丽霞用碎布头缝的，歪歪扭扭的，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鼻子缝歪了，嘴巴像个月牙。三姐说这娃娃长得像妖怪，二丫说才不像，这是我的宝贝。她低着头把娃娃抱在怀里，不说话，安安静静的，像是在想什么心事。

三丫五岁，趴在车沿上往下看路。路上的碎石被车轮碾过，蹦起来又落下去，她觉得好看，眼睛追着碎石看，脑袋跟着转。她手里拿着一根木炭，是昨天从灶膛里捡的，一路上没事就在车板上画画。画了几只鸟，画了几朵花，还画了一个大人和五个小孩，大人是她爹，五个小孩是她姐妹几个。画得歪歪扭扭的，但能看出来谁是谁——最高的那个是爹，旁边那个扎小辫的是大姐，长头发的是二姐，手里拿着笔的是她自己，最小的那个是四丫，五丫还没画上。

四丫一岁多，在黄丽霞怀里睡着了。她穿着一件大红花布做的棉袄，是黄丽霞用旧被面改的，颜色太艳了，四丫穿着像一团火，在灰突突的马车里格外扎眼。她的小脸红扑扑的，嘴角流着口水，小手攥着拳头举在脑袋两边，像个投降的小将军，睡得天昏地暗，马车颠簸她也醒不了。

黄丽霞挺着大肚子坐在车斗中间——五丫已经在她肚子里六个月了，圆滚滚的撑得棉袄紧绷绷的。她一只手扶着车沿，一只手护着肚子，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很亮，像是春天刚到手的土地，虽然还没种下种子，但已经开始盼望秋天的收成了。她看了王西川一眼，王西川坐在车辕上，手里攥着缰绳，鞭子搁在膝盖上没用。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旧棉袄，棉袄上打了好几块补丁，补丁颜色深浅不一，像是一块百衲布。腰里别着一把猎刀，刀鞘是牛皮做的，磨得油亮，是韩把头送给他的。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脸上带着一种说不上来的表情——不是高兴，也不是不高兴，是一种坚定的平静。

“当家的，还有多远？”黄丽霞问。

“快了。”王西川指着远处的一片房子，“看见没，那边就是林场。那排红砖房是场部，旁边那排木板房是职工宿舍，再往那边，烟囱冒烟的那栋，是食堂。孙场长说了，给咱们分了两间，够住了。”

黄丽霞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林场不大，几十栋房子散落在山脚下，周围是密密麻麻的松林和桦树林。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升起，在晨风中慢慢散开，飘进松林里，和松脂的香味混在一起。远处传来油锯的轰鸣声和伐木工人喊号子的声音，粗犷而有节奏，像是这片山林的脉搏。大黑山高高地耸立在场部的北边，山顶上还有积雪，在阳光下闪着银光，像是戴了一顶银色的帽子。

马车进了林场，在土路上颠簸着前行。路两边是一排排整齐的木材垛，圆滚滚的落叶松松木码得整整齐齐，最高的垛子比房顶还高，散发着松脂的浓烈气味。几个穿着破棉袄的工人蹲在路边的阴凉处抽烟，看见马车过来，抬起头看了看。有人认出了王西川，站起来打招呼——

“西川？你来了？孙场长说了你今天到，让俺们给你收拾了房子。就那两间，靠东头的，窗户朝南，白天能晒着太阳，冬天暖和，夏天也凉快。”说话的是个精瘦的汉子，四十出头，一双眼睛亮得像鹰，嘴角叼着一根旱烟，烟雾在面前缭绕。他就是郑大胡子，采伐队的老工人，在这一带干了快二十年了。

王西川跳下车，跟郑大胡子握了握手。郑大胡子的手粗糙得很，满是老茧和裂缝，像老松树皮一样刺手。“大胡子哥，麻烦你了。”

“麻烦啥，都是兄弟。”郑大胡子拍了拍王西川的肩膀，“你先安顿，安顿好了来找我，我带你认识认识队里的人。你的活儿我跟孙场长说好了，分到咱采伐队，明天开始上工。头几天你先跟着我学，看别人咋干的，别急着上手，油锯那东西不是开玩笑的，不会用能出人命。”

王西川点了点头。

黄丽霞从车上慢慢下来，大丫扶着她。二丫三丫也跟着下车，四丫还在睡，被大丫抱了下来，迷迷糊糊地睁了睁眼睛，又闭上了。黄丽霞打量了一下那两间房子——土坯墙，木门窗，房顶上是红瓦，瓦片有些地方缺了，露出土坯。窗户纸是新糊的，白生生的，在阳光下反光。门上挂着一把新锁，钥匙插在锁眼里。

她推开门走进去。外屋不大，能放下一个灶台和一张小桌子。里屋稍大些，一铺炕占了一大半，炕上铺着崭新的炕席，是高粱秆编的，黄澄澄的，散发着草的清香。炕沿是一根粗木头，被磨得油光发亮，不知道多少人坐过了。墙角有一个木头柜子，是老工人留下的，柜门关不严，用块砖头压着。窗户虽然小，但朝南，阳光照进来，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

黄丽霞站在屋里转了一圈，心里头酸酸的不是滋味，但也有一股暖意——总算有个窝了，不用在靠山屯的那间破土坯房里挤着了。下雨天再也不用拿盆子接漏雨了，冬天再也不用担心墙缝漏风了。这房子虽然旧，但比靠山屯那间强多了，起码不漏雨了，起码窗户上有玻璃了。

大丫把包裹放在炕上，开始收拾。她把被子叠好，叠得方方正正的，有棱有角，像块豆腐。把碗摆在灶台上，大大小小的摞在一起，整整齐齐的。把锅放在灶上，锅盖盖好。又把地扫了一遍，扫出来的灰倒在外面，地砖露出了本来的颜色。黄丽霞看着大丫忙活，心里头又是一阵酸——七岁的孩子，比大人还能干。大丫在靠山屯的时候就是这样，天不亮就起来，帮着生火、做饭、带妹妹，从来没喊过累，也没抱怨过一句。

王西川把马车上的东西搬下来，一件一件地往屋里送。最后一趟的时候，他把那口旧木箱抱在怀里，轻轻放在里屋的炕角。箱子不重，但他抱得很小心，像是抱着一个宝贝。黄丽霞知道他抱的是什么——姥爷留下的医书和药方。那些书有些是线装的，纸张发黄了，边角卷起来了，字迹也有些模糊了。那些方子写在各种纸上——毛边纸、黄表纸、包装纸，大小不一，颜色各异，但都被黄丽霞按门类整理好，夹在书页里，用布包着。

“姥爷的东西，不能丢了。”王西川说。

黄丽霞点了点头，眼眶有点红，但没哭。

安顿下来的第二天，王西川就去了采伐队。

采伐队的工地在林场北边十几里外的山沟里，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天不亮就出发，走到天大亮才到，中午在山上吃带来的干粮，天黑透了才回来。郑大胡子领着王西川进了山，指着一片落叶松林说——“这片林子今年要采完，任务重，时间紧，咱们队十几个人，一天要采好几十棵树。你刚开始，别急，慢慢来，先把油锯学会了再说。油锯八十多斤，扛着在山上跑一天，不是说着玩的，腿不发软才算入门。”

油锯放在地上，八十多斤的铁家伙，锯齿锋利得像狼牙。郑大胡子蹲下来，示范怎么启动——关风门、泵油、拉绳。他拉了几下，油锯轰隆隆地响起来，震得地上的土都在跳。锯齿快速旋转，发出刺耳的声响。他把油锯递给王西川，“你试试。”

王西川接过来，沉，比他想的沉得多。他咬着牙稳住。按照郑大胡子教的步骤，关风门、泵油、拉绳——拉了一下没着，又拉了一下还是没着，再拉，“轰——”油锯着了，声音震耳欲聋，锯齿飞速旋转，锯末子飞得到处都是，糊了他一脸。旁边的工人们都笑了，郑大胡子没笑，说——“第一次能打着就不错了，有人折腾半天都打不着，你这个行。”

第一棵试锯的树是一棵碗口粗的落叶松，不大，练手的。郑大胡子教他看树的倒向——“你看树冠，往哪边偏就往哪边倒，这是树的脾气，你得顺着它。你要非跟它拧着干，它砸你没商量。记住这个道理，一辈子受用。下锯也是这样，先锯上锯口，再锯下锯口，上下锯口要对齐，差一点都不行。”

王西川蹲下来，端着油锯对准树干。手在抖，不是怕，是紧张——八十多斤的油锯端着，胳膊酸得发抖。他深吸一口气，稳住，锯齿碰到树皮的一瞬间，锯末子飞溅，热乎乎的带着树脂的香气，溅在脸上像是雨点。他慢慢地锯进去，锯齿在树干上画出一条歪歪扭扭的线，忽深忽浅，锯口不平整，树皮被撕得乱七八糟，像被狗啃过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