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卢走后，日子像抽去了底的沙漏，悬着，空转。

时间忽然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压在肩上。虚岁二十五了，这个数字以前只是日历上薄薄的一页，如今却像一道透明的门槛，清晰地横在眼前。

手里那三万块钱，不再是轻飘飘的数字——它是我与这座庞大城市之间，最后一层薄薄的衬垫。

起初，念头也曾飘向西单。想象自己混在晨雾未散的人流里，奔向动物园批发市场，拖着黑色塑料袋回来，在柜台后挂起琳琅满目的衣衫。

然而，这画面甫一成型，便被更冷硬的细节侵蚀：押金、本金、滞销的风险。这点钱，万一赔了，最多够我在北京再撑三个月。……那点钱筑起的堤坝太单薄，经不起任何风浪。我更怕的是它彻底熄灭后，连摸索都失去方向。

那天，我又逛到了大栅栏。这地方，老卢曾带初来北京的我走过。如今独自一人穿行在蛛网般的胡同里，倒像是一种没有终点的洄游。

直到目光被一张褪色的红纸抓住。它贴在一栋老四合院的侧墙上，隶属于旁边那座名为“金三星”的旧宾馆。房子极小，约莫三十平米，灰扑扑的，沉默地嵌在二环以里这片永不休眠的肌理上。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正站在一段被覆盖的历史褶皱里——八大胡同的旧影，早已沉淀为脚下每一块磨损的青砖。

我在对街一家小店坐了整个下午。一碗馄饨，慢慢吃着，眼睛却测量着人流。旅游团的旗帜、买菜归来的步履……形形色色的身影，汇成一道无声却丰沛的河，从门前潺潺流过。

一个念头，就在这持久的观望中，渐渐清晰地显露出来：开一间理发店。这里能安放一张美容床，也能摆下理发椅。靠手艺，或许就能站稳脚跟。“总不至于饿死。”生出一股孤绝的力量，“老卢在英国都可以重新开始，我的战场，就在这三步见方。”

期间，张丽娜的声音从听筒传来，带着金鼎特有的、永不疲倦的热闹：“大美妞，回来呗，这儿缺人手。”我握着电话，眼前晃过迷离的灯光，最终还是摇了摇头。不准备在再退回去。

陈梦也喊我去滚石玩，我回绝了。“嗯，你玩你的。”我语气平淡，“你才二十，还有大把时光可以挥霍。我特么都二十四岁了，姐姐我啊，得想想怎么才能嫁出去！”

我请来刘婕和她妈妈当参谋。她们得出的结论一致：地方虽小，位置真是绝了，能住人能营业。刘婕那时已在一家大众4S店入职，凭着亮眼的外形、口才，还有那张艺术学院文凭，销售做得风生水起，月入五六千，前路一片光亮。

陈梦则在雨嘉与吴洋的情感夹缝里沉浮，我不想再与刘浩的有任何交集，便也自然而然地与她疏淡了。

观察了三日，心里那点飘忽的念头，终于沉淀为决定。我走进“金三星”宾馆略显昏暗的前台，询问租房的事宜。

一位五十岁上下、身着深灰中式褂子的男人应声出来，手里端着个搪瓷杯，他打量着我：“你想租？做什么用？”

“开个小理发店。”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

他例行公事般问了几句，直到听说我来自青城，动作顿了一下，镜片后的眼睛抬起来：“青城？我在那儿下过乡插过队，待了十几年。”

某种奇妙的联结，就在这地名中悄然建立。他姓鲍，是这里的经理，早年返城后分配于此。陌生的北京，因这一点意外的“乡缘”，忽然撤去了一重隔膜。我称他“鲍经理”，也在适当的时机，自然地唤一声“老乡”。

事情谈得异常顺畅。年付一万八，半年付一万。

我选择了年付——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断了所有犹疑的后路。

接过那串带着清冷气味的钥匙时，鲍经理的话更是意外之喜：“执照先不急，增项的事，走单位流程，能办。你先张罗起来。”这话像一颗定心丸。

冥冥中，仿佛触到一块可供攀附的岩石。

从此事事亲力亲为。我在玻璃门上贴了招聘启事：“招大工、小工”，留下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