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在珠市口的美博城反复比价，搬回三个深紫色的镜台，一把能升降的深紫色理发椅，两把普通同色椅子。又去定做了“零点发吧”的招牌——从青城到北京，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却也是全新的开端。

当所有琐碎物件归位，退掉宣武门的出租屋，把全部家当搬进这三十平米时，手里只剩下两千块。

里外彻底清扫干净，下午，果然有人循着那张简单的启事找来。

先来的是个小伙子，脸上带着笑。“小老板，招人是吗？”他一口普通话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他叫阿杰，二十一岁，温州人，爱说爱笑，甚至有点自来熟。但一提起手艺，他语气就认真起来：“我哥在粮食店街开着店呢，我一直给他帮忙，现在想自己出来练练。”

他白白净净外形不错，我给了他一个月五百的底薪，说好干满三个月再谈提成。他爽快应了：“成！放心，保证不让客人挑出毛病。”

门口又站了个姑娘，有点怯生生地朝里望。

她叫小刘，十九岁，唐山人。个子不高，扎着个简单的马尾，她说就想学门手艺，干什么都行，洗头、扫地，只要管住、管饭就成！我领她看了看里屋那个隔间：“我在去买张美容床，条件就这样，你看看，行的话我们可以一起住。”她几乎没犹豫，用力点了点头。

阿杰主理剪吹，小刘负责洗发辅助与琐务，我则掌管银钱、里外照应，忙时也能重执剪刀。那些手艺，并未生疏。我们三人，便组成了一个微小而崭新的小“团队。”

如预想一般，位置带来了天然的人气。

游客需要清爽出发，胡同里的老住户图个方便，年轻女孩也愿意尝试新店。定价清晰：洗剪吹三十元，单剪十元。染发，黑发短发五十，长发一百；彩色则从八十起。开业二十余天，每日营收稳定在五六百元。

早晨九点开到晚上十一点，钱赚到，顾客络绎不绝。

我又有点膨胀了，八月，天热得像个密不透风的蒸笼。晚上落了锁，带着阿杰和小刘，也不挑地儿，就在胡同内外找吃的。

涮老字号里的铜锅，挤在街边棚子下吃麻辣烫、卤煮火烧……没几天，三个人就熟得像一家人。在这偌大北京城里，这点凑在一块儿取暖的亲近。

鲍经理背着手路过，点头道：“唔，搞得不错。”周边小店的老板慢慢熟了，也会说：“这儿开个理发店，是方便多了。”

心底，一种久违的踏实感，悄然滋生。

问起执照进展，鲍经理呷着茶，气定神闲：“先做着，手续一步步来。卫生许可要办，增项报告要打。”他放下杯子，“国营单位，讲规矩，也讲信用，既然答应了，总能办下来，无非是些时日。”我点头，这种缓慢而确凿的节奏，反而让人安心。

宾馆另有一位王副经理，终日紫砂壶不离手，爱养一只灵巧的八哥。那鸟儿常在笼中蹦跳，冷不丁冒出一句：“吃了吗您？”或是字正腔圆的“你好！”，为这深巷平添几分生动的市井气韵。

深入胡同肌理，方知人间百态。

确有世代居住于此的人家，夏天燥热没处洗澡，一盆水直接冲下来。

男人就穿着拖鞋、大裤衩，摇着蒲扇坐在门口乘凉，日子或许指着低保，但言谈举止间，总还留着皇城根下浸润出的那份不卑不亢的傲气，聊起天来，格局不小。

那个曾在金鼎迷离灯光下穿梭、在滚石震耳音乐里放纵、的“乔”，似乎被每日的琐碎悄然覆盖、重塑。

北京，原来并非铁壁铜墙。它也有缝隙，容得下一颗渴望扎根的种子，艰难地挤出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