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不知不觉滑入1968年的春天，儘管枝头已见新绿，但笼罩在四九城上空的空气，依旧带著去岁未散的凛冽余韵。

中小学校在中央三令五申的《通知》下，总算陆续磕磕绊绊地恢復了上课的铃声，琅琅读书声虽再度响起，却已物是人非，许多教师的讲台再也回不去了。

而大学的门，则依然紧闭著，曾经胸怀“革命理想”的大学生们，此刻大多在更为广阔的“天地”间彷徨。

真正撼动无数普通家庭根基的浪潮，是那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

它像一张无形却无比坚韧的大网，撒向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特別是那些中学刚毕业或輟学在家、没有正式工作的青年。

上山下乡，不再是部分激进学生的“先锋”行动，而成了一场席捲全国带有强制组织色彩的运动，迅速取代了日渐失序的红卫兵浪潮，成为新的时代洪流。

95號四合院里，往年这个时候或许还在为开春的杂事、工作的琐碎拌嘴，如今却被一种更深沉、更焦灼的愁云笼罩。

各家各户但凡有適龄子女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几分。

前院的閆埠贵家，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

閆解旷，今年十七了，中学没毕业停课后，就在加入了红卫兵。

閆埠贵自己，因为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小业主”出身成分，学校恢復上课后，他那三尺讲台终究是没能再站回去。

没了固定的收入来源，本就精打细算的日子更是捉襟见肘。

这些天，閆埠贵几乎跑断了腿，求遍了所有还能说上点话的旧相识，老脸赔尽，笑容僵在脸上，目的只有一个：给儿子閆解旷在城里找个正经工作，哪怕是最低级的学徒工也行。

可现实冰冷如铁——城里的工作岗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一个坑边还围著好几个萝卜，哪有空位给他这个失了势，成分还有瑕疵的穷教师的儿子

除非他閆埠贵自己能让出个岗位来，可他连岗位都没有了。

看著儿子沉默阴鬱的脸，閆埠贵心里跟明镜似的：解旷这孩子，下乡的名单怕是逃不掉了。

家里还有个女儿解娣，年纪尚小，压力似乎能轻点，但作为父亲，那种无力感和愧疚，像钝刀子割肉。

閆埠贵只能反覆掂量著家里的积蓄和粮票，盘算著能给儿子带走多少。

中院贾家，则是另一种混乱的焦躁。

棒梗十六了，正是最血气方刚又懵懂叛逆的年纪。

他之前刚上初中又是坐牢，放出来后也是加入了红卫兵，整天胡作非为，他也逃不了。

“妈！奶奶！我不去！我死也不去乡下！”棒梗的抗议声时常在屋里炸响，带著少年人特有的绝望和蛮横。

秦淮茹眉头紧锁，手里的抹布无意识地擦著早已乾净的桌面。

她在食堂做帮厨，一个月二十多块钱，养活自己还有两个女儿小当和槐花，已是勉强维持。

把这份工作让给棒梗先不说厂里让不让顶替，就算让了，棒梗顶多也是个学徒，十八块的工资，够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