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巡抚登莱，亲自整顿过山东海防，甚至与当时的葡萄牙教官、朝鲜使臣都有过接触，对海外情势的了解，在殿中恐怕仅次于皇帝本人。

他没有直接赞同或反对谁，而是用一种缓慢语调开口：

“陛下，诸位同僚。”

袁可立的声音不高，却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红毛荷兰人，老臣当年在登莱时，便知其商船坚炮利，其国远在泰西，却以商贸、劫掠立国，纵横四海，其志非小。

他们攻击澳门葡夷，表面是争夺据点，实则意在垄断与我大明的生丝、瓷器、茶叶贸易，独占对日本、对南洋诸国的航路之利。此乃其根本动机。”

“至于孙侍郎所忧其分兵北上，与辽东勾连……老臣以为，不可不防。夷狄之辈，唯利是图。

建奴若能许以重利，如未来开放港口、共享掳掠，荷兰人未必不会动心。此事，东厂、锦衣卫当全力侦知。”

“然而，”

袁可立话锋一转，回到了现实的国力权衡，

“正如王、李、孙三位大人所言，国家之力，犹如人体血气，当分缓急先后。辽东建奴，乃是直逼心腹之利刃；

东南海疆风波，虽是疥癣之疾，却近在肘腋，若处置不当，任其溃烂流脓，亦能伤人元气，甚至……引来更多蝇虫。”

袁可立将“疥癣”与“溃烂”的比喻说得意味深长，

“眼下之策，老臣愚见，当以震慑、戒备、羁縻为主，未到与彼等全面开战之时。

首要之务，仍是稳住辽东，不让建奴与海上之敌真正连成一气。”

最后，内阁首辅李邦华轻轻清了清嗓子。

作为名义上的文官领袖，他需要综合各方意见，拿出一个能让大多数人接受、也符合帝国整体利益的方案。

李邦华先是对袁可立微微颔首，表示对其见解的尊重，然后环视众人，最后将目光定在崇祯身上，沉稳开口：

“陛下，诸公之言，老臣聆听再三，皆乃老成谋国、切中要害之论。孙侍郎点出主次矛盾，李尚书统筹钱粮分配，袁公洞察夷情本质，英国公与王尚书力主卫疆之责……

综合观之，老臣以为，或可采取‘南守北攻，以外交斡旋争取时间’之策。”

李邦华条理清晰地阐述：“南方沿海，即刻明发上谕，令广东、福建督抚、总兵严加戒备，水师巡弋近海，保护商民，震慑夷船。

但朝廷不公开介入荷葡之争，可暗中通过仍在澳门之葡人或其他渠道，向荷兰表明我朝关切与底线，以外交言辞周旋，拖延其可能之进一步行动。”

“同时，辽东方面，正可趁此番秋粮大部入库，国库因江南抄没而一时充盈，加速整军备战。

陛下之前联络蒙古、整顿九边之策，当加快推进。争取在冬季来临、海路风浪不利于荷兰大规模增兵之前，对建奴形成更强有力的压迫之势，使其无力分心策划与海上夷狄勾结。

待到来年春暖，辽东若能取得有利态势，我军主力可更从容应对南方海疆。如此，方是稳妥持重之道。”

李邦华说完，殿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他的方案，几乎综合了所有人的部分意见，显得四平八稳，最大程度规避了直接风险。

众人的目光，不由得再次汇聚到御案之后，那位一直沉默倾听、手指无意识轻叩桌面的年轻皇帝身上。

陛下他，会如何抉择？

是采纳首辅的稳妥之策，还是……另有惊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