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沉重的回忆，时间又回到了2008年8月18日谷子的婚礼后，小花饺子馆的碰杯声还没完全耳中散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老妈从被窝里薅起来，去参加一个远房表叔家的孩子的满月酒。坐在喧闹的酒席上，看着周围一圈不太认识的亲戚，听着大人们聊着家长里短、育儿经、还有谁家孩子又考了第一名……我的思绪忍不住又飘回了昨天，飘回了我们那帮疯疯癫癫却又感情铁瓷的发小中间，进而又飘回了更远的地方——那个充斥着粉笔灰、打闹声和“告状声”的石油子弟小学教室。
尤其是，我想起了我的小学同桌们。如果非要给我的小学同桌生涯定个性，那大概就是一部《小矮个男生的悲催血泪史》外加《论与“告状精”同桌的自我修养》。
众所周知，小学排座位，基本遵循一条铁律——按身高。残酷得像自然界食物链的排序。那些长得高、发育早的幸运儿，永远霸占着教室后几排的“风水宝地”，那里天高皇帝远，是传纸条、看小人书、偷吃零食的“法外之地”。而像我这样，小时候长得慢，像个没发育完全的豆芽菜似的男生，就只能被“发配”到教室的最前沿——第一排。
第一排是什么概念？那是老师的“重点关照区”，是粉笔灰的“重灾区”，是连上课抠个鼻子都会被老师看得一清二楚的“透明地带”。这还不算最惨的，最惨的是，跟你同桌的，必然也是全班最矮的那几个……女生。
在我漫长的（感觉上的）小学第一排生涯中，我曾与多位女同学“共享”过一张课桌。她们风格各异，但大多有一个共同点：眼里揉不得沙子，尤其揉不得我这点“沙子”。她们仿佛被老师赋予了一项神圣的使命——监视并汇报我的一举一动。
张雪和姗姗是其中的“异类”，是黑暗中的两盏明灯。
张雪有点“大智若愚”，她对同学们都很友善，大家都喜欢这个安静的女同学，我们一起玩游戏她也不矫情，她还很专注于自己的世界，写了一手好看的毛笔字，可以用秀外慧中来形容，跟在做同桌很舒服，那时我俩同桌只要我不发出太大动静，不影响她看书写字，她基本对我采取“无视”政策。我和她俩做同桌时，度过了相对和平、甚至有点温馨的岁月。
而姗姗，更是我们班一个特殊的存在。她是我们班主任刘老师的亲生女儿，这个身份让她在班里天然带着一层“光环”，或者说，一层无形的“屏障”。很多同学对她既亲近又带着点小心翼翼的敬畏，不太敢在她面前肆无忌惮地疯闹，更不敢说些老师可能不爱听的“小秘密”，生怕一不留神就通过她“上传”到刘老师那里去了。
但我心里清楚，姗姗的特别，绝不仅仅因为她是老师的女儿。她继承了她妈妈的聪慧，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的心地。她有一种超越年龄的善良和通透，眼神干净又明亮，看事情有自己的准绳。她从不仗着身份搞特殊，也从不利用这层关系去“监听”或“打小报告”。相反，她懂得分寸，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对同学们那些无伤大雅的小秘密、小调皮，她总是抱以理解的一笑，守口如瓶。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她比我们更懂得保护同学之间那种脆弱的信任感。她就像班级里一个安静而可靠的中立地带，我知道她绝不会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更不会出卖朋友来换取什么。她的善良是骨子里的，是一种不需要张扬就能让人感到安心的温暖。所以，尽管大家有时会因为她妈妈是老师而稍有顾忌，但内心深处，都是喜欢并且信任这个聪明又善良的女孩的。
但好景不长。老师很快发现，和我同桌后，姗姗的成绩似乎有点下滑（天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老跟她讲笑话分散了她注意力，或者纯粹是巧合），刘老师可能也想着避嫌，不愿意让人觉得自己女儿跟我这个“调皮鬼”坐一起有什么特殊照顾。于是，老师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给我安排一个“能管得住我”的同桌。
就这样，李玲，闪亮登场。
李玲同学，身高与我不相上下，戴着一副大大的、圆圆的眼镜，梳着西瓜太郎的头型，永远坐得笔直，像一棵挺拔的小松树。她的成绩很好，是老师眼中的“乖宝宝”，同时也是……“告状专业户”。
她的眼睛，就像两台高精度雷达，全天候、无死角地扫描着我的行为。我上课走神，她轻轻咳嗽一声以示警告；我课本底下藏了本《七龙珠》，她立马用眼神进行“死亡凝视”；我忍不住和后面的同学说句悄悄话，她立刻……举手。
“老师，小宇上课说话。”
“老师，小宇看课外书。”
“老师，小宇拿我的橡皮不还。”（天地良心，我就是借来用一下！）
“老师，小宇在桌子底下抖腿，影响我写字。”……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那点鸡毛蒜皮的小动作，在她那里都是足以“上达天听”的重大违纪事件。我那原本就憋屈的第一排生活，因为李玲的出现，变得更是水深火热、暗无天日。我时常觉得，她上辈子可能是个御史言官，专司弹劾之职，而我这颗“朝廷蛀虫”，就是她重点打击的对象。
而我们之间矛盾的巅峰，爆发在学习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之后。
那篇课文写得真好啊！迅哥儿小时候的乐园让我们心驰神往，而他在书桌上刻下一个“早”字以自勉的故事，更是瞬间击中了我们这群模仿能力极强、表现欲旺盛的小学生的心！
这太酷了！太有范儿了！太有文化了！
于是，一股模仿鲁迅先生、在课桌上刻“早”字的风潮，如同野火春风，迅速席卷了我们班，当然，我们还是知道深浅的，明事理的，知道课桌是公共财物，不能真像刻碑文那样大刀阔斧。所以，大家普遍采用了一种“温柔”的方式——拿圆规尖、或者小铅笔刀，轻轻地、浅浅地，在桌子角落划出个“早”字的痕迹。那痕迹很浅，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它的存在，仿佛那是一个神秘的、激励自己的暗号。
我也不能免俗。在一个阳光明媚（且李玲去办公室交作业）的课间，我怀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情，掏出我的铁皮文具盒里的圆规，找准了我课桌右下角一块看起来比较“顺眼”的桌面，屏住呼吸，开始我的“创作”。
我划得极其小心，力度轻得像在给蚊子挠痒痒，生怕划深了被老师发现。与其说是“刻”，不如说是“蹭”。几分钟后，一个极其抽象、线条歪歪扭扭、但在我眼中无比神圣的“早”字，诞生了！我满意地端详着它，心里默念：“代环宇，从此以后，你要像鲁迅先生一样，早起、早读、早写作业，成为一个勤奋好学的人！”（虽然这个念头通常只能维持到放学）。
然而，我忽略了一个致命的存在——我的同桌，“人形暴走告状机”，李玲同学。
她回到座位，那双雷达般的眼睛习惯性地一扫，立刻就捕捉到了我桌上那新鲜出炉的、几乎与木头纹理融为一体的“杰作”。
她推了推她那眼镜，镜片上闪过一道犀利的光，眉头微微蹙起，像发现了重大案情。
“小宇，”她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严肃，“你在桌子上乱写乱画。”
我心里一虚，但嘴上还强撑着：“没……没有啊！你看错了，那是木头本身的纹路！”
“不可能，”她斩钉截铁，伸出她那根总是擦得干干净净的食指，精准地指向那个“早”字，“这就是你刚划的！我看见了！”
“你血口喷人！”我开始了苍白无力的狡辩。
她冷哼一声，不再理我，但那眼神分明在说：“你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