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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梅来殡仪馆上班的第一天，带她的师父老郑头就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进了这道门，看见什么都别大惊小怪。”第二句：“凌晨三点以后，别一个人在停尸间待着。”第三句：“化妆的时候，如果死人的嘴角动了，千万别盯着看，扭头就走，把门锁上。”

江梅当时只觉得这老头迷信得可笑。她是读过书的人，丈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公公婆婆都是退休医生，这样的家庭里从来不信鬼神。她来殡仪馆工作，纯粹是因为专业对口——遗体整容师，持证上岗，月薪比医院高出一大截。至于老郑头那些话，她听过就忘了。

忘了，就要付出代价。

江梅来殡仪馆的第三个月深秋，城南出了一桩大案。一个名叫沈素云的年轻女子死在出租屋里，发现时尸体已经僵了两三天。她蜷在床角，脸上却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嘴角微微上扬，像在做一场美梦。法医鉴定是心肌梗塞，二十四岁，心梗，说出去都没人信。

尸体送来的那天傍晚，灵车司机老赵卸完货就躲到院子里抽烟，一根接一根。老郑头问他怎么了，老赵说，一路上总觉得后车厢有动静，回头看什么都没有。江梅心想，死人能有什么动静？无非是车辆颠簸，尸体在担架上挪了挪位置。

沈素云的遗体被安排在化妆间最靠里的那张铁床上，家属约了明天上午来见最后一面，化妆的工作自然落在了江梅头上。吃过晚饭，老郑头交代了几句就下班走了，偌大的殡仪馆只剩下值班室里的保安老李和化妆间里的江梅。

化妆间里冷气开得足，江梅掀开白布的时候，忍不住多看了两眼。沈素云长得清秀，瓜子脸，皮肤虽然变了色，五官依然耐看。生前大概是个爱笑的姑娘，即便是死了，嘴角那道弧度还没有完全消失。江梅戴上手套，调好粉底，开始往她脸上抹。

先打底，再描眉，最后上唇色。这套流程江梅做过无数次，熟练得如同流水线作业。可就在她给沈素云涂口红的时候，事情发生了。

那嘴唇上原本凝固的笑意，动了。起初只是一丝轻微的颤动，江梅以为是自己眼睛花了，揉了揉眼再看——没错，那嘴角正在一寸一寸地向上拉扯，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提了起来。笑容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像某种冷静的疯狂。

江梅后脊梁一阵发麻，但她硬撑着没跑。她告诉自己，这是尸僵现象，人死后肌肉会收缩，表情变化纯属正常。可她的手脚不听使唤，调色盘打翻在地，哐当一声。她弯腰去捡，再直起身来的时候，看见沈素云的眼睛睁开了。

那眼睛里没有瞳孔，白惨惨的，像煮熟的蛋白，正对着天花板一动不动。

江梅的脑袋里只剩一个念头：走。

她倒退着往门口挪，眼睛死死盯着那具尸体，生怕一转身它就会坐起来。这跟她从前学过的一切知识都背道而驰，但此刻没有任何科学道理能压住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恐惧。她的手摸到了门把手，拧开，退出，啪地把门带上。

回到宿舍，她灌了两杯热水才缓过来。打开日记本，她想记下今晚的事，可笔尖落在纸上，只写了一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她不知道该不该写，写了会不会有人信，最终只得搁笔。老公来电话问她在殡仪馆干得怎么样，她沉默片刻，只说挺好。那些光怪陆离的事，她早已习惯独自消化，说出来只会被当成压力太大产生的幻觉。

老郑头给她的三句话，第一句应验了。

第二句，也快了。

第二天，老郑头来上班，听江梅说了昨晚的事，脸立刻就沉了。他什么也没说，拿出一把香，在沈素云遗体旁烧了一圈，嘴里念念有词。烧完香，他问江梅：“你盯着她的眼睛看了？”江梅点头。老郑头叹口气，说：“今晚别值夜班了。”

江梅没听。她一是不信邪，二是觉得如果自己就这么被吓退了，以后在这个地方还怎么待下去？殡仪馆的同事本来就对新人另眼相看，背地里说她是“花瓶”，受不了苦迟早要走。她偏不走。

当晚，她还是留了下来。

入夜之后，殡仪馆安静得像一座坟墓。值班室在走廊尽头，离化妆间隔着两道门和一条长长的走廊。十一点多，保安老李出来巡了一圈，敲敲值班室的门问江梅要不要夜宵，江梅说不饿，老李就裹着军大衣回去睡了。

江梅一个人坐在值班室里，翻着一本杂志，心里却怎么也静不下来。窗外刮起了风，院子里的枯枝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墙上的挂钟走得极慢，指针一滴一滴地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