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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田国富问。

“我觉得可以在前期调查阶段就要求办案部门把案卷材料做扎实一些，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办案部门知道审理室会把关，所以前期工作做得比较粗糙，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种前置沟通机制，在调查阶段就让审理人员提前介入了解情况，可能会减少很多后期的返工。”

田国富听完，心里暗暗点头。

赵启明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切中要害，而且他提出的前置沟通机制这个思路也有一定的可行性。

两人又聊了十几分钟，话题从案件审理的流程效率慢慢延伸到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问题上，赵启明的回答始终保持着一种沉稳的语调，没有刻意表现自己的业务能力，但他的每一句话都透露出对审理工作的深度理解。

谈话结束后，田国富在笔记本上给赵启明也打了一个A的评价。

他把本子合上，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的天空发了一会儿呆。

雨已经停了，天空正在慢慢放晴，几缕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对面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一片粼粼的光。

同时，省政府办公楼的省长办公室里，王江涛刚刚结束一个经济调度会议回到办公室坐下。

秘书跟进来，把今天的日程表和几份新送到的文件放在他面前，然后轻声说了一句：“王省长，田书记今天下午分别跟信访室的沈涛和审理室的赵启明谈了话。”

王江涛正在翻文件的手没有停顿，他翻了一页，才淡淡地问了一句：“都是什么背景的人？”

秘书显然是提前做过功课的：“沈涛在信访室干了六年，平时不太跟外面走动，业务能力在处里算比较扎实的，赵启明是审理室的老人了，干了九年，业务能力很强，但性格比较闷，不太参与那些社交性的活动。”

王江涛听完，嗯了一声，没有再做评价。他继续翻了几页文件，然后放下手里的笔，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窗外渐渐放晴的天空上。

他在心里快速评估着这两个人的背景和可能的立场——沈涛和赵启明都不是他的人，但也不是明显的对立面，属于那种没有明确站队倾向的技术型干部。

田国富选这两个人来接替信访室和审理室的关键岗位，说明他走的是一条稳扎稳打的路线：先用专业能力强但政治色彩不浓的人来填充关键位置，等站稳了脚跟再考虑更深层的布局。

“你去关注一下这两个人，看看他们最近有没有跟外界有超出常规的接触。”王江涛对秘书说。

“好的王省长，我让人留意一下。”秘书应了一声，转身退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