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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暗桩与明线(1/2)

第一幕·松江接应(10月5日,凌晨1点)

松江县城西门外,一片桑麻地。

老魏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下停住脚步,用木棍在树根处敲了三下——慢、快、慢。夜风穿过桑叶,沙沙作响。

树后有人影闪动,一个低沉的声音问:“今夜的露水重不重?”

“重得很,蓑衣都湿透了。”老魏答。

暗号对上。树后的人走出来,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短打装扮,腰间别着一把砍柴刀。他叫阿贵,松江本地交通员,表面是桑农,实际是根系网络在松江的节点负责人。

“陈先生?”阿贵看向老魏身后。

陈朔从阴影里走出,阿贵借着月色打量他——长衫下摆全是泥,布鞋泡得发白,草帽压得很低,看不清眉眼。但那股即便疲惫仍挺直的脊背,让人一眼就知道这是谁。

“先生辛苦。”阿贵没有多言,侧身引路,“跟我来。”

四人穿过桑麻地,沿着田埂走了二十分钟,来到一座独门独院的农舍。院子里堆着新割的桑枝,空气里弥漫着青涩的草木气息。

阿贵推开柴门,灶房里亮起一盏豆油灯。

“这是我表姨家,就她一个人,嘴紧。”阿贵说着,从灶台后捧出一盆热水,几块粗布巾,“先生洗把脸,锅里还有粥。”

陈朔接过布巾,擦了擦脸。温水驱散了些许寒意,也让他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

锋刃没有洗,先检查了门窗位置,又到院子里转了一圈,确认没有异常。老魏蹲在灶房门口,点起旱烟,一口一口抽着,不说话。

“县城里情况怎么样?”陈朔问。

阿贵压低声音:“这两天风声紧。旭日国人在石湖荡增了兵,从申城方向来的客商查得特别严。前天抓了两个跑单帮的,说是有通共嫌疑,吊在县衙门口打,打得皮开肉绽。”

锋刃停下动作,转头看过来。

“招了吗?”

“没招。”阿贵说,“打到半夜,两人都昏过去了,愣是什么都没说。后来旭日国曹长山本来提人,说是要押回申城特高课。”

陈朔沉默。他不知道那两个人是谁,是不是他的同志,但他们什么都没说。

“我们得尽快走。”锋刃说,“土肥原知道我们在撤离,封锁会越来越严。”

“天亮前不能动。”老魏吐出一口烟,“县城四门都有岗,夜里查得更凶。阿贵说得对,等天亮,混在进城卖菜的农车里进去,再从南门出。”

“南门是通嘉兴的方向?”

“是。”阿贵说,“南门检查松一些,守军多是伪军,给钱能通融。”

陈朔计算时间。从这里到嘉兴,走官道约六十里,需要大半天。如果能在中午前出松江南门,傍晚前可到嘉兴外围。

“阿贵,”陈朔问,“从嘉兴到宁波,你有熟悉的路线吗?”

阿贵摇头:“嘉兴那边是另一个交通站负责,我只送到枫泾。枫泾有浙江地界的同志接应,姓董,我们都叫他董先生。”

董先生。陈朔记得这个名字——象山“董记山货栈”的老板,第十卷中开辟申城-象山海路的关键盟友。

“锋刃,”陈朔转向他,“你认识董先生吗?”

“认识。”锋刃说,“四月的时候,我们在象山配合过。”

“好。”陈朔说,“到了枫泾,你带老魏去和董先生对接。我另有安排。”

锋刃欲言又止,最终只是点头。

灶房里的豆油灯跳了一下。陈朔看了眼窗外,夜色依然浓重。他靠上墙壁,闭上眼睛。

三十分钟后,他必须醒来。

第二幕·茶馆的第二天(10月5日,上午9点)

法租界贝当路,清心阁茶馆。

小王还是坐在靠窗的位置,还是那壶龙井,还是那叠瓜子。今天换了一份报纸,《申报》第三版,头条是“法租界警务处破获大宗烟土案”。

他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云林斋的大门依然紧闭。上午的阳光斜斜照在门板上,能看见灰尘在光柱里浮动。

茶博士来续水,看了他一眼:“先生今天又来啦?”

“这儿的茶好。”小王说。

茶博士笑了笑,没多问。开茶馆的人最懂规矩,客人不想说的,不问。

十点一刻,门口的风铃响了。

小王端起茶杯,借着杯沿的遮挡扫了一眼——进来的是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人,戴眼镜,手里提着个旧皮包,像是教书先生或者小职员。

男人在角落坐下,要了一壶花茶,从皮包里拿出一本书,低头翻阅。

小王收回视线。不是他要等的人——那人进门前没有观察对面,没有对云林斋流露出任何兴趣。

十一点,灰衣男人结账离开。

十一点二十分,进来两个穿西装的年轻人,点了两杯咖啡——清心阁也卖咖啡,法租界的茶馆都有这个。两人低声交谈,偶尔笑几声,说的是法语。

小王听了几句,是在聊跑马厅的赛马。不是他要等的人。

十二点,小王叫来茶博士结账。

“先生明天还来?”茶博士收着茶钱,随口问。

“看情况。”小王起身,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云林斋。

大门依然紧闭。

他走出茶馆,没有往霞飞路方向,而是绕了一圈,从后巷进了一栋公寓。那是备用安全屋,今天起他要住在这里。

爬上三楼,开门前他习惯性地检查门框——头发丝还在,没有动过。

他进门,反锁,靠在门板上长出一口气。

第一天,没人来。

还有两天。

第三幕·苏联人的动作(10月5日,上午10点)

霞飞路,林氏诊所。

林静川正在给一个孩子换药,手很稳。孩子七岁,膝盖摔破了皮,哭得惊天动地。孩子的母亲在旁边哄着,不停道歉。

门铃响了。

林静川抬头,进来的是个陌生男人,四十岁上下,穿灰色风衣,戴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男人没有挂号,径直走到诊桌旁。

“林医生,我有些不舒服。”男人说,“能单独聊聊吗?”

孩子的母亲懂事,接过药包抱起孩子:“医生您忙,我们先走了。”

诊室里只剩下林静川和陌生男人。

“你是谁?”林静川问。

男人没有回答,从风衣内袋掏出一枚硬币,放在诊桌上——苏联卢布,面值一卢布,币面是镰刀锤子徽章。

“王振国先生托我来的。”男人说,“后院墙根,第三块砖。”

林静川的心跳停了一瞬。

他知道那个死信箱。三个月前,王振国以治疗失眠为名来过几次诊所,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后来王振国就不再来了,他以为只是普通的病人。

原来那是重庆方面的联络点。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林静川说。

“林医生,”男人的中文很流利,但带着轻微的口音,“王先生已经在我们那里了。他交代了一切。我们来取他留下的东西,不是为了为难你,只是取信。”

“你们那里”是哪里?苏联领事馆?还是别的什么?

林静川沉默了几秒:“你们要取什么?”

“信封。”男人说,“牛皮纸信封,大约这么厚。”他比划了一下。

林静川没有动。他在权衡——如果拒绝,苏联人会不会采取其他手段?如果配合,特高课会不会发现?他身后还有诊所,还有病人,还有他苦心维持多年的合法掩护身份。

“后门出去,左转,墙角有一丛冬青。”林静川说,“第三块砖是松的。取完把砖放回去。”

男人点头:“多谢。”

他起身离开诊室,像任何一个看完病的普通病人。

林静川坐在椅子上,手心里全是汗。

他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后巷的方向。几分钟后,灰衣男人从后巷出来,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他没有停留,很快消失在街角。

林静川回到诊桌,继续整理病历。

但他的手指,一直在抖。

第四幕·松江南门(10月5日,下午1点)

阿贵赶着骡车,陈朔和锋刃挤在车厢里,周围堆着几筐青菜和萝卜。

南门的检查站比东门简陋,只有一个木栅栏,两个伪军蹲在阴凉处抽烟,旭日国兵不知去了哪里。骡车缓缓靠近,一个伪军懒洋洋站起来,掀开筐子看了一眼。

“卖菜的?”

“是是,自家种的。”阿贵点头哈腰,“送亲戚家去。”

伪军翻了两下,没发现异常。这时另一个伪军走过来,目光在陈朔和锋刃身上扫过。

“这两个是干什么的?”

“我表弟。”阿贵说,“帮忙送货的。”

伪军盯着陈朔的脸看了几秒。陈朔没有抬头,视线落在筐里的萝卜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那是庄稼人坐车的习惯姿势。

“走吧走吧。”伪军挥手。

骡车穿过木栅栏,出南门,往官道方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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