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裁缝铺的深夜（10月8日，晚8点）

霞飞路147号，云裳裁缝铺。

铺子已经打烊，门板关得严严实实，只有二楼一扇窗户透出微光。小王在巷口站了十分钟，确认没有盯梢，才走到后门，按照三叔纸条上的提示，有节奏地敲了三下——慢、快、慢。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女人的脸。三十五六岁，眉眼温和，梳着旧式的发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

“找谁？”

“徐先生的朋友。”小王说。

女人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两秒，然后把门拉开。

小王闪身进去。门在身后关上。

女人没有说话，领着他穿过堆满布料和成衣的铺面，爬上狭窄的楼梯，进到二楼的一间小屋。屋里陈设简单，一张床，一张桌，两把椅子，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

“坐。”女人说。

小王在椅子上坐下。女人在他对面坐下，借着灯光仔细打量他。

“徐先生的朋友，”她开口，声音很轻，“哪个徐先生？”

“徐仲年先生。”

女人的眼神动了一下。她沉默了几秒，然后问：“他让你来的？”

“不是。”小王说，“是陈先生。”

“陈先生？”

“陈青石。”小王说，“他说您认识。”

女人的手在桌面上轻轻握紧。她看着小王，像是在判断什么。过了很久，她才站起身，走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

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两个年轻人，站在一株梧桐树下。一个穿长衫，戴眼镜，面容清瘦——小王认得，那是陈先生，年轻时的陈先生。另一个穿西装，留着分头，笑得比陈先生开朗。

“徐先生。”女人指着穿西装的那个人，“这是民国二十六年秋天，在金陵拍的。那时他还在金陵大学教书，陈先生是他的学生。”

小王接过照片，仔细看着。

徐仲年。他听过这个名字无数次，今天是第一次看见他的脸。

“后来呢？”他问。

“后来打仗了。”女人把照片收回去，“徐先生迁到申城，我也跟过来。他在圣母院路租了房子，我在霞飞路开了这间裁缝铺。他常来我这里坐坐，喝茶，说话。”

“您和他……”

女人摇了摇头：“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是我的恩人。民国二十四年，我丈夫死在狱里，是他帮我料理的后事，又给我找了生计。我欠他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她把照片重新包好，放回枕头底下。

“民国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他死了。”女人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死前一天，他来我这里，留下一个包袱，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你认识的暗号来找你，就把这个给他。’”

她从床底下拉出一个藤条箱，比小王从火车站取的那个小一些，也是旧的。

“我等了一年半。”她把藤条箱推到小王面前，“你来了。”

小王打开藤条箱。

里面是几本笔记本，一叠信纸，还有一个铁皮盒子，和徐仲年留给陈朔的那个一模一样。

他拿起最上面的一本笔记本，翻开第一页。

字迹工整，日期是“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

“金陵陷落前七日，我随最后一批难民撤离。行前与青石话别，他将一包东西交我保管，言‘若我不归，请交后来者’。我问后来者是谁，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民国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青石忽至。他说他可能要离开了，嘱我若有人持暗号来寻，便将此箱交付。我问暗号是什么，他说：‘今天的云像。’”

小王合上笔记本。

今天的云像。

那是他和蓝旗袍女子对的暗号。

原来那个暗号，是陈先生和徐先生之间的约定。

他把笔记本放回藤条箱，看向那个女人。

“您贵姓？”

“姓沈，沈月如。”女人说，“你呢？”

小王沉默了一秒。

“我叫王根生。”他说，“但现在，我是申城的辰砂。”

第二幕·药柜里的隐患（10月8日，晚10点）

林氏诊所后巷。

林静川提着一个小包袱，摸黑走到那丛冬青旁。他蹲下，用带来的小铲子挖开泥土，把那几瓶从药柜里取出的维生素片和止痛片埋了进去。

不是销毁，是转移。

他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没舍得直接销毁。这些药都是正规渠道进的货，每一瓶都登记在册。如果特高课的人下次再来，发现药品数量对不上，反而会引起怀疑。

所以先埋在这里。等风头过了，再挖出来放回去。

他把土拍实，又撒上几片枯叶做伪装，然后起身离开。

回到诊所，他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喘气。

那个便衣的眼神一直在脑子里转。还有那句“特殊的摔伤”——他到底在查什么？

林静川走到诊桌前，拉开抽屉。抽屉最底层压着一张照片——那是他唯一的亲人，弟弟林静海，三年前去了延安，至今没有音讯。

他把照片拿出来，借着灯光看了很久。

然后他划燃一根火柴，把照片烧了。

不是不认这个弟弟。是不能留。

如果特高课的人再来搜查，发现这张照片，他就完了。

照片在搪瓷盘里烧成灰烬。林静川看着那些灰，突然觉得很累。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但他知道，只要这间诊所还在，他就得撑下去。

第三幕·照片开始扩散（10月9日，上午8点）

法租界，中央巡捕房。

吴探长一上班就看到了桌上的那叠纸。一共二十张，每张上面是一个年轻人的照片，旁边写着几行字：

“陈青石，男，约二十六岁，江苏吴县人。失踪人员，知其下落者请致电特高课，重赏。”

吴探长皱起眉头。特高课的命令直接压下来，让各巡捕房把照片分发给

说是留意，其实就是让所有人记住这张脸。

他把照片分给手下几个探员：“发下去，告诉兄弟们，巡街的时候多留个心眼。见到这个人，别声张，立刻报告。”

探员们领了照片离开。一个年轻探员随口问：“探长，这人犯什么事了？”

“没犯事。”吴探长说，“是失踪人员，家属在找。”

“什么家属这么有面子，能让特高课帮着找人？”

吴探长瞪了他一眼：“少打听。”

年轻探员缩了缩脖子，拿着照片走了。

同样的一幕，也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各码头检查站、各火车站、各医院诊所门口发生着。

一张张陈青石的照片，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散向申城的各个角落。

第四幕·茶摊的第三次帮助（10月9日，上午10点）

老城隍庙，九曲桥。

小王今天没有去第三个茶摊，而是去了第一个——那是三叔在纸条里约定的“紧急联络点”。摊主是个老头，抽着旱烟，面前摆着几包廉价的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