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中，士兵们跃出战壕。

有人倒下，歌声停顿一瞬，又立刻被更多的声音接上。

战斗结束后，陈连长在战报中写道：“今日之战，士气为数月来最高。问士兵为何，答曰：唱《我和我的祖国》时，觉背后非一壕一堑，乃整个中国。”

这份战报被层层上报，最终摆在了重庆某位高官的案头。

国民党宣传部很快注意到了这首歌。

一次内部会议上，宣传部长王世杰拿着“希望皂”的包装纸，眉头紧皱：“这首歌……影响力太大了。重庆街头十个人里，至少有三个会哼。前线也开始传唱。但问题是，它是贾玉振写的。”

“我们可以把它收编，”一个下属建议，“宣布《我和我的祖国》为官方抗战歌曲，组织专业音乐家重新编曲，广泛推广。这样，歌还是那首歌，但就成了党国的歌。”

王世杰沉吟：“贾玉振会同意吗？”

“不需要他同意。我们宣布了，他还能反对？反对就是反对抗战。”

计划很快实施。10月28日，《中央日报》刊登文章，称《我和我的祖国》“体现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精神”，将其列为“推荐抗战歌曲”。

电台开始播放重新编曲、由专业歌唱家演唱的版本。

但效果出乎意料。

街头的老百姓听到广播里的“官方版”，摇摇头：“没贾先生那个味道。”

前线的士兵更直接：“唱得是挺好听，但软绵绵的，没劲。咱们还是唱‘希望皂版’。”

更尴尬的是，贾玉振始终没有表态。

既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只是继续在七星岗写着他的文章，偶尔在防空洞里教孩子们唱原版。

歌曲像有了自己的生命，挣脱了所有试图束缚它的手，在民间自由生长。

它成了“贾先生的歌”，成了“老百姓的歌”，成了“中国的歌”。

10月的最后一天，贾玉振站在书房窗前，看着重庆的夜色。

苏婉清走到他身边：“玉振，你听。”

远处，不知哪条巷子里，传来隐约的歌声。

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在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声音参差不齐，有些跑调，但磅礴如江潮。

贾玉振静静听着。

他想起了防空洞里孩子们的童声，想起了战壕里士兵的嘶吼，想起了码头工人的粗犷，想起了茶馆里老人的颤抖。

所有这些声音，汇成了此刻窗外的合唱。

“婉清，”他轻声说，“我写这首歌时，想的是山川大地，是平凡众生。但现在我明白了——这首歌写的不是‘祖国’是什么，而是‘祖国’是谁。”

“是谁？”

“是每一个在黑暗中唱歌的人。”贾玉振握住她的手，“是他们，用歌声把破碎的山河重新缝补起来。歌声传到的地方，就是祖国。”

窗外，歌声还在继续。一盏盏灯火在夜色中亮起，像散落大地的星火。

而歌声，就是连接这些星火的线。

线在，光就不会散。

祖国，就在这绵延不绝的歌声里，一寸一寸地，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