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5日，凌晨4:17，七星岗印刷坊

油墨与烟味混杂成一种奇特的气味——前者是新鲜的、刺鼻的工业气息，后者是焦苦的、缠绵的个人痕迹。

贾玉振站在印刷机旁，手指间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金蝙蝠”。

这是重庆本地最呛人的烟，三毛钱一包，烟纸粗糙，烟丝劣质，抽一口能咳出半口痰。

但他需要这个——需要那点灼烧喉咙的痛感，需要尼古丁压住胸口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躁。

“先生，您去歇着吧，”学徒小柱子边摇机器边说，“这儿有我们。”

贾玉振没动。他看着印刷机“哐当、哐当”吐出纸张，一张，又一张。纸上是他熬了两个通宵写成的《我有一个梦想——告中华同胞书》。

此刻墨迹未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泛着湿润的光。

他深吸一口烟，烟雾从鼻腔缓缓溢出，在眼前弥漫开来。

透过烟雾，他看见墙上何三姐用粉笔写的字迹还没擦干净——“腊月廿三，买肉三斤”——那是她生前最后一条食堂记录。

看见张万财的老花镜还放在账本上，镜片碎了一角。看见冯四爷那把短刀插在门框上，刀柄的红绸褪色了。

烟雾模糊了这些痕迹，但模糊不了记忆。

“先生，”冯四爷从外面进来，左臂的绷带渗着血，“前线又发电报了。”

“说什么？”

“就三个字：‘快一些’。”

贾玉振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碾灭。劣质烟草的余味还在口腔里盘旋，混合着油墨的刺鼻，形成一种近乎自虐的清醒。

“印多少了？”他问。

“四万三。”冯四爷看了眼墙角堆积的纸张，“纸不够了。阿四去买，但这么早，纸行还没开。”

贾玉振沉默片刻，转身走到墙角，从一个铁皮箱里取出两卷宣纸——那是苏婉清留作画画的，上好的安徽宣，薄如蝉翼，润如凝脂。

“用这个。”他说。

“先生，这太可惜了……”小柱子忍不住说。

“纸就是用来印字的。”贾玉振的声音很平静，“好纸印好字，正好。”

他把宣纸递给冯四爷时，手指微微颤抖——不是病，是缺觉和尼古丁过量的生理反应。冯四爷接过纸，深深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

印刷机重新开动。上好的宣纸吸墨极快，铅字印上去，墨迹微微洇开，像血渗进土地。

贾玉振又点了一支烟。这次没抽，只是夹在指间，看着那点红光在昏暗的工坊里明灭。

清晨5:50，七星岗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