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什么？”

“怕……被捧得太高。怕那些赞誉。怕成了符号，就做不回人了。”

贾玉振沉默了很久。晨光移到他脸上，照亮了眼角新添的细纹。

“怕，”他承认，“但更怕的是——如果连我都怕了，那三姐、万财叔、许大山他们的血，就真的白流了。”

他拿起那份非裔社区发来的改编版《我有一个梦想》，手指拂过那些陌生的英文单词。

“你看，”他说，“他们读懂了，又没完全懂。他们把‘中国’换成了‘美国’，把‘日军’换成了‘种族主义者’——但他们读出了那个核：人，该有做梦的权利。”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知道。”贾玉振把电报叠好，收进抽屉，“文字一旦写出来，就不属于作者了。它会自己走路，自己找家，自己在陌生的土地上长出意想不到的果子。”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来：

“我只希望，这果子……别是苦的。”

窗外传来孩童的歌声——是希望食堂的孩子们在学唱《我和我的祖国》。调子还不太准，但唱得响亮。

更远处，长江的汽笛声隆隆传来，像这个古老国度沉重的呼吸。

而在大洋彼岸，一场由一篇报道引发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陈公望的钟声敲响了旧金山十六堂口的紧急会议；鲍威尔牧师的布道稿正在发往全美137个教堂；白宫的幕僚们连夜开会，重新评估“文化战争”在东亚战场的权重。

那些电报上的数字——二十万美元、五十万美元、一百万美元——不仅是钱，是一种滚烫的、疼痛的、跨越重洋的共鸣。

贾玉振站在窗前，抽完了那支烟。

他想：这大概就是文字的重量——它轻飘飘的，只是一张纸上的墨迹。可当千万人用泪、用血、用命去浸透它时，它就重得能压垮一个时代。

而他，还得继续写。

在烟灰缸里摁灭烟蒂时，他看见自己的倒影：一个瘦削的、眼带血丝的、被推到时代浪尖上的写字人。

他对着倒影，轻轻说了句：

“那就……写吧。”

写到大洋彼岸的惊雷，传回这片土地。

写到血与墨，再也分不清彼此。

写到所有做梦的人，都能在阳光下醒来。

而此刻，1944年1月14日的这个清晨，他还不知道：

三天后，旧金山码头上将堆满贴着“捐赠贾玉振先生”标签的物资箱。

五天后，白宫将正式致电重庆，要求“书面保证贾先生的人身安全”。

七天后，他在七星岗的院子，将收到一面由非裔妇女手工缝制的锦旗，上面绣着中英双语：

“梦想无疆界”

但那是后话了。

此刻，他只是在晨光中，铺开了一张新的稿纸。

笔尖悬停，墨将落未落。

而窗外的重庆，正在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