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重庆七星岗书房

报纸是玛丽用外交邮袋加急寄来的，整整二十份《纽约时报》。

贾玉振坐在晨光里，一页页翻看。油墨味很重，和他印刷坊里的味道不同——这是工业化的、遥远的味道。但他读到的文字，却近得烫手。

苏婉清端茶进来时，看见丈夫盯着那张许大山的照片，手指在照片边缘摩挲，像是想透过纸面，摸摸那个伤兵的残腿。

“玛丽写得很……”苏婉清斟酌用词，“狠。”

“不是狠，”贾玉振摇头，“是真。真到……让人难堪。”

他翻到文章最后一段。玛丽写道：

“我在重庆五年，见过太多死亡。但最让我恐惧的不是日本人的炸弹，而是自己人的枪口调转时的那份熟练。最让我震撼的也不是牺牲的壮烈，而是普通人——厨娘、账房、伤兵、黄包车夫——在明白‘有些字值得用命守’之后，眼里骤然点亮的那束光。

那束光照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古老的国家，文字从来不只是文字。它是血脉，是记忆，是刀，是盾，是几千年来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外敌如何入侵，都未曾断绝的——文明的呼吸。

贾玉振在长江边说：‘从今天起，我每活一天，就是替九个人活。’现在，那九个人的血，流过大洋，染红了纽约的报纸。

而这血，会烧起来。”

贾玉振放下报纸，点了支烟。烟雾升腾，模糊了窗外的晨光。

“婉清，”他忽然说，“你说，许大山现在在哪儿？”

“陆军总医院，昨天刚退烧。”

“他看到这篇文章了吗？”

“冯四爷派人送了一份过去。”

贾玉振沉默。他想象那个画面：缺了一条腿的士兵，在满是消毒水味的病房里，读着英文报纸上自己伤口的特写。他会怎么想？会觉得屈辱？还是……某种荒诞的安慰？

“先生！”阿四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沓电报稿，“美国来的，刚收到。”

贾玉振接过。第一封是旧金山中华会馆的集体署名：

“贾先生：今见《纽约时报》报道，如遭雷击。吾等海外侨胞，节衣缩食汇捐款项，原为救国救民。岂料血汗钱养出枪口对内之鹰犬？痛彻心扉！现紧急募捐已启动，首批二十万美元、物资清单附后。吾等别无他求，只愿先生平安，真话不绝。”

第二封是纽约非裔社区的：

“贾玉振先生：您的《我有一个梦想》已成为我们的战斗宣言。我们将在南方种植园、在北方工厂、在一切有黑人受苦的地方传诵它。您为中国做梦，我们为美国做梦——梦的根，都是自由。附上改编版，愿您知悉：您的文字已渡重洋，在另一片受难的土地上生根。”

第三封简短，来自华盛顿：

“白宫战略情报办公室初步评估：您的文化影响力已超越军事价值。罗斯福总统指示：不惜代价确保您的安全。具体方案正在拟定。”

第四封、第五封、第六封……来自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的华人社团，来自白人进步知识分子团体，来自大学东亚系，甚至来自好莱坞——某制片厂询问《阿甘正传》的电影改编权。

贾玉振一份份看完，整齐码在桌上。然后他起身，走到书架前，从最上层取下何三姐那条补丁围裙，张万财的老花镜，还有冯四爷那把短刀。

他把这些东西放在电报旁边。

围裙的粗布，眼镜的裂纹，刀柄褪色的红绸——和那些印着英文的电报纸，形成一种诡异的对照。

“阿四，”他忽然说，“咱们现在，有多少存款？”

阿四翻开账本：“希望基金账面四十三元七角。中美联合公司那边，洛克菲勒第一笔款子五万美元刚到账，但按协议只能用于设备采购和工资发放。”

“从我的版税里支，”贾玉振说，“买最好的药，送到陆军总医院。许大山，还有那三十六个伤兵——一人一份。再买五十套冬衣，要厚实的。”

“先生，这要不少钱……”

“钱不就是用来花的吗？”贾玉振转身看着窗外，“他们用命护字，我用字换钱，再买药买衣还给他们——这账，得平。”

苏婉清走到他身边，轻声问：“玉振，你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