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架是傍晚时分抬进重庆陆军总医院的。

四个民夫，两根竹杠，一张粗布担架。周世安躺在上面，军装裤腿被剪开，右大腿的绷带渗着黄褐色的脓血，每隔几小时就得换药。从晋西北到重庆，五天五夜的山路颠簸，伤口反复裂开，高烧时断时续，他人已经瘦脱了形。

担架穿过医院长廊时，几个正在巡查的军医停下脚步。为首的老军医——姓陈，六十多岁，见过太多战伤——看了眼伤处，眉头皱成了疙瘩：

“这伤……怎么拖成这样的？”

民夫低声解释：“山路难走，抬得慢……”

“不是路的问题。”陈军医俯身，用镊子轻轻挑开绷带一角。伤口化脓严重，边缘发黑，明显是清创不彻底、换药不及时。更关键的是——绷带打结的方式很专业，是标准的战地急救手法。

他抬眼看了看周世安惨白的脸，又看了看伤口，忽然明白了什么。

这伤，是被“精心照料”成这样的。

“送三号病房。”陈军医直起身，面无表情，“用最好的磺胺，一天换三次药。”

担架继续前行。经过护士站时，两个年轻护士正在分拣纱布，抬头看了眼，又迅速低下头去，手上动作加快了几分。她们认得这张脸——政训处的周主任，以前来医院“慰问”伤兵时，说话总是带着居高临下的腔调，检查“思想状况”比检查伤口还仔细。有一次，一个伤兵因为藏了本《西行漫记》，被周世安当场训斥，伤口恶化都没人敢管。

现在，他成了被检查的那个。

三号病房是军官专用，但此刻空着三张床位。民夫将担架放在靠窗的那张床前，收了钱，匆匆离去——他们也不愿多待。

周世安睁开眼。天花板上的电灯亮着昏黄的光，窗外是重庆冬季惯有的铅灰色天空。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腔，但他闻到了另一种气味——死亡的气息。不是自己的，是这医院里日积月累的、无数伤兵留下的、挥之不去的气息。

门被轻轻推开。

一个政训处的年轻干事探进头，手里拎着一袋水果——苹果，已经有些蔫了。

“周主任……”干事声音怯怯的。

周世安没转头，眼睛盯着天花板：“会开完了？”

“开、开完了。”

“他们怎么说？”

干事咽了口唾沫，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动作轻得像放炸弹：“张副主任说……让您好好养伤。处里的事，暂时由他代理。王参议让我转达问候，说……说战场流弹，防不胜防。”

周世安笑了。

笑声嘶哑，像破风箱漏气，扯动伤口疼得他整张脸扭曲：

“防不胜防？好一个防不胜防。”

干事不敢接话，站得笔直，手心全是汗。

“楚明峰呢？”周世安声音陡然转冷，“358团那边，有什么说法？”

“楚团长……递了战斗报告。”干事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副本，双手递上，“说此次配合八路军击退日军进攻，毙敌二百余，缴获若干。关于您受伤的事……”他声音越来越小，几乎听不见，“报告里写的是‘政训主任周世安同志于激战中身先士卒，不幸为流弹所伤’。”

周世安没接文件。

他盯着天花板，重复那四个字：“身——先——士——卒？”

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突然，他抓起床头柜上的玻璃杯，用尽全身力气砸向墙壁！

“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