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陈记下。
“这个人后来还来过吗？”
“李秀兰出院那天，他来接的。”刘姐说，“开了辆面包车，说是帮忙送回家。但后来听说，李秀兰没回家，直接跟人走了——应该就是跟他吧。”
“车牌记得吗？”
“哪儿记得，都两年了。”刘姐摇头，“不过车挺新的，白色的。”
离开医院时，雨停了，天空露出一小块蓝色。
“姓周，李秀兰的老乡，四十岁左右，有车，经济条件不错。”小林总结，“1990年11月频繁探望李秀兰，然后接她出院，之后两人一起消失。”
“1991年3月，张建国在临州见到李秀兰。”老陈说，“然后张建国死了。”
“这个姓周的男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但动机呢？”老陈问，“张建国威胁要暴露李秀兰的行踪，所以要灭口。这个动机成立。但为什么用王建军的工具袋？为什么抛尸菱角湖？还有，李秀兰的头发为什么在袋子上？”
问题一个接一个，像锁链一样环环相扣。
下午，他们见到了张建国的妻子刘桂芳。她在厂幼儿园工作，眼睛总是红肿着，听说丈夫可能已经遇害，又哭了一场。
“他走之前，有没有提过李秀兰？”老陈问。
刘桂芳擦着眼泪：“提过一嘴。说王建军可怜，老婆跟人跑了。我说你别管闲事，他就没再说。”
“他有没有说要去临州？”
“没有，就说去深圳。”刘桂芳忽然想起什么，“不过走之前那几天，他老往厂外跑，说是见个朋友。”
“什么朋友？”
“没说，就说老家的，来辽阳办事。”
老陈和小林对视一眼。
“那个朋友，是不是姓周？”
刘桂芳努力回忆：“好像……有一次打电话，我听见他说‘周哥，你放心’。但就一次，我不确定。”
线索开始交汇了。
回招待所的路上，小林很兴奋：“张建国认识那个姓周的！他可能早就知道李秀兰跟姓周的跑了！”
“然后他去临州，可能不是偶然遇见，而是特意去找。”老陈说，“找他们要钱？或者想分一杯羹？”
“结果被灭口。”
出租车在厂区街道上行驶，两旁是林立的烟囱和厂房。老陈看着窗外，忽然说：“停车。”
车停在路边。老陈下车，走向一个胡同口的修车摊。
摊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正在补自行车胎。老陈亮出证件，拿出李秀兰的照片。
“老师傅，1990年底到1991年初，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可能跟一个开白色面包车的男人在一起。”
老头眯着眼看了半天：“有点印象……是不是瘦瘦的，不太爱说话？”
“对。”
“见过一次。”老头说，“1990年冬天，天挺冷了。一辆白色面包车在这胡同口停过，女的从车上下来，进那边小卖部买东西。男的没下车，在车里等。”
“记得车牌吗？”
“哪记得，好几年了。”老头摇头，“不过那车挺干净，不像拉货的。”
“车的牌子呢？”
“好像是……天津大发？要不就是松花江，反正是那种微型面包车。”
老陈谢过老头，回到车上。
“白色微型面包车，1990年底在辽阳出现。”小林边记边说，“接走了李秀兰。”
“然后去了临州。”老陈看着车窗外流逝的街景，“一年后，张建国也去了临州，死在那里。”
案子的大致轮廓逐渐清晰，但细节仍然模糊。那个姓周的男人是谁？他和李秀兰现在在哪儿？张建国究竟为什么被杀？李秀兰是帮凶，还是被迫沉默？
还有最重要的——王建军的工具袋，到底是怎么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命案现场的？
回到招待所，老陈给临州局里打了电话，要求两件事：第一，在全市范围查找1990年至1991年间，是否有姓周的外来人员，年龄四十岁左右，开白色微型面包车，与一名叫李秀兰的女子同居。第二，重新梳理临州所有无名尸案，特别是女性。
“陈师傅，我们什么时候回临州？”小林问。
“明天。”老陈说，“这里能查的差不多了。关键线索在临州。”
“那个工具袋的疑点怎么办？”
“只有一个解释。”老陈缓缓说，“工具袋是李秀兰带走的。她离开家时，可能顺手拿了丈夫的工具袋装东西。后来到了临州，这个袋子被姓周的用来裹尸。”
“她为什么要拿丈夫的工具袋？”小林不解，“私奔不是应该轻装简行吗？”
老陈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想起了王建军家里那张结婚照，照片上的李秀兰温婉地笑着，眼神清澈。
一个长期被家暴的女人，终于鼓起勇气逃离。她遇到了一个老乡，那人对她好，带她走，给她新生活。她以为得救了。
然后有一天，一个旧相识找上门来。争吵，威胁，死亡。她发现自己从一场噩梦，跌入了另一场噩梦。
工具袋可能是她带的唯一一件与过去有关的东西——也许是无意，也许是某种隐秘的告别。
而现在，这个袋子裹着一具尸体，沉在湖底。袋子上有她的头发。
真相到底是什么？
老陈不知道。但他知道，他们必须找到那个姓周的男人，必须找到李秀兰。无论他们是死是活，无论他们在这起命案中扮演什么角色。
夜晚降临，辽阳的工厂区灯火通明。在这座庞大的工业城市里，每天都有无数故事上演，有的平淡，有的激烈，有的像张建国这样，戛然而止在千里之外的湖底。
明天，他们将返回临州，继续追寻这条跨越南北的死亡线索。
而真相，就像湖底的石子，终将在水落石出时，显现它本来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