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春天，像是攒足了十年的力气，把整个北方都染得鲜活起来。军区家属院的老槐树抽枝展叶，嫩绿的新叶间缀着串串雪白的槐花，风一吹，甜香漫过矮墙，飘进家家户户的小院；院门口的宣传栏换了新内容，红底黑字的“抓生产、促发展”取代了往年的“革命口号”，路过的军属们总会停下看两眼，小声议论着“听说公社的工厂都在招人了”“以后能安心搞点正经事了”。

聂红玉家的小院里，柳氏正蹲在煤炉旁，小心地给一个粗布包系绳——包里装着聂红玉准备的“面试样品”：两块用新豌豆做的豌豆黄，三块改良版驴打滚，还有一小罐槐花酱，都是她前一天熬夜做的。柳氏的手指有点抖，不是紧张，是激动，她反复摩挲着布包，说：“这豌豆黄蒸得比上次还软，你陈教授教的法子真管用；驴打滚裹的黄豆面，我筛了三遍，保证不牙碜。红玉，你带着这些去，让食品厂的人尝尝，准保他们满意。”

聂红玉坐在缝纫机旁，最后检查一遍要带的资料：陈教授的推荐信叠在最上面，信纸边缘被她压得平整；军区证明信的复印件用回形针别着，上面王主任的批注清晰可见；还有她整理的“粗粮细作实践笔记”，里面夹着军属们的反馈签名，和她画的简易生产流程草图。她把资料放进沈廷洲给她买的新帆布包里——是军绿色的，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沈廷洲说“背着精神，像个做事的样子”。

“娘，您别担心，我都准备好了。”聂红玉接过布包，放在帆布包旁边，“陈教授在信里都写清楚了，王厂长是个务实的人，看重实际本事，不是只看成分的。再说我还有实践笔记，上面记着怎么调整豌豆黄的甜度，怎么让驴打滚不粘牙，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经验，他们肯定用得上。”

沈廷洲今天特意请了半天假，要送聂红玉去公交站。他穿着整齐的军装，肩上挎着聂红玉的帆布包，手里还拿着个铁皮饭盒，里面装着热乎的红薯粥和两个白面馒头：“路上饿了吃，公交要坐一个小时，别低血糖。到了食品厂，先去传达室问清楚，别走错门；面试的时候别紧张，你做的点心比谁都好，经验也足，他们找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

小石头抱着聂红玉的腿，仰着小脸，手里拿着个用蜡笔画的“豌豆黄”，说：“妈妈，你把这个带去，要是他们不相信你，就给他们看我画的画，说我妈妈做的豌豆黄最好吃！”聂红玉蹲下来，在儿子脸上亲了一下，把画放进帆布包：“好，妈妈带着石头的画，肯定能成功。等妈妈面试通过了，就带你去食品厂看机器，看怎么一次蒸好多豌豆黄。”

出门时，邻居们都在院门口送她。张嫂塞给她一个苹果，说“路上解渴，平平安安的”；赵婶帮她理了理帆布包的肩带，说“你有本事，肯定能考上，以后咱们家属院也有在大工厂上班的人了”；刘师傅从食堂跑过来，手里拿着个新蒸的白面馒头，说“带上这个，热乎，比路上买的好吃”。聂红玉手里的东西越来越多，心里的暖意也越来越浓——这些年在家属院攒下的情分，都是她的底气。

公交站在军区大门外的路口，等车的人不少，大多是去市里上班的工人，还有几个背着书包的学生。大家都在聊“恢复生产”的事，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师傅说“我们厂上周招了十个技术员，都是懂手艺的，以后要开三班倒，赶生产任务”；旁边的阿姨接话：“我侄女在红星食品厂，说他们也在招人，要懂粗粮细作的，说是以后要做给工人和学生吃的点心，让大家吃得好，才有劲干活。”

聂红玉心里一动——原来红星食品厂招人是大趋势，不是陈教授特意托关系，这说明政策真的松动了，工厂要靠“本事”招人，不是只看出身成分。她悄悄跟沈廷洲说：“你听，他们说食品厂要做粗粮点心，正好是我擅长的，这下更有把握了。”沈廷洲笑着点头：“我就说你运气好，赶上好时候了。”

等了大概十分钟，2路公交来了，车身是草绿色的，车身上印着“市公交公司”的字样，车门打开，下来几个乘客，都笑着跟司机打招呼，气氛比往年轻松多了。沈廷洲帮聂红玉挤上公交，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叮嘱她：“到了第三站记得下车，过马路就是食品厂；面试完别着急回来，等我下班去接你，咱们一起吃碗面条。”

公交缓缓开动，聂红玉靠窗坐着，看着窗外的街景一点点变化。路边的供销社挂着新招牌，写着“供应新鲜蔬菜、粮油”，门口排着队，人们手里拿着粮票和布票，脸上带着笑意；宣传栏里贴着新的海报，画着工人在工厂里干活的场景，标题是“努力生产，建设祖国”；还有几个小学生，背着书包，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声音清脆，充满朝气。

车里的乘客也在聊天，一个老太太说“我家老头子在机床厂，以前总担心被批斗，现在好了，厂里天天抓生产，他说终于能安心干活了”；一个年轻姑娘说“我报考了食品厂的技术员，就想学着做点心，以后让我弟弟能天天吃甜的”。聂红玉听着这些话，心里的石头一点点落地——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到处都是“往前看”的气息，人们不再被成分和口号束缚，终于能靠本事吃饭，靠双手创造好日子，这正是她一直等的“时代东风”。

公交到第三站，聂红玉跟司机师傅道谢后下车。过马路就是红星食品厂，厂门是红色的，上面挂着“北京市红星食品厂”的金属牌子，阳光照在上面，亮得晃眼。门口的传达室里，坐着个头发花白的大爷，戴着老花镜，正在看报纸，报纸是《人民日报》，头版就是“恢复生产，振兴经济”。

“大爷，您好，我是来面试技术员的，叫聂红玉，跟王厂长约好的。”聂红玉走到传达室窗口，笑着递上陈教授的推荐信复印件。大爷放下报纸，扶了扶老花镜，仔细看了看，又打量了聂红玉一眼，说：“哦，是陈教授推荐来的吧？王厂长早上还跟我提过，说让你来了直接去二楼办公室。你从大门进去，直走，左转就是办公楼，二楼最里面那间就是王厂长的办公室。”

聂红玉道谢后走进厂门，厂里的景象比她想象的更热闹：车间的烟囱冒着白烟，机器的轰鸣声隐约传来；工人们穿着蓝色工装，推着小车运原料，脸上带着干劲；路边的花坛里种着迎春花，黄色的小花迎着风开得正好，旁边的黑板报上写着“本月生产目标：完成10万斤粗粮点心”。

办公楼是旧的红砖楼，楼梯扶手是铁的，被磨得发亮。聂红玉走上二楼，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电话铃声。最里面的办公室门上贴着“厂长办公室”的纸条，她深吸一口气，轻轻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带着点北方口音。聂红玉推开门，看到办公室里摆着一张旧木桌，上面堆着文件和一个搪瓷缸，缸上印着“劳动模范”；墙上挂着一张工厂的平面图，和一张“1977年生产计划表”；桌后坐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灰色中山装，头发有点白，眼神很亮，正拿着陈教授的信看——应该就是王厂长。

“王厂长您好，我是聂红玉，来面试技术员的。”聂红玉走到桌前，把帆布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先递上推荐信和军区证明信，“这是陈教授的推荐信，还有我在军区家属院做食堂顾问的证明，里面有我的实践经验。”

王厂长放下信，接过资料，仔细翻看着，一边看一边点头：“陈教授在信里把你夸得很厉害，说你懂粗粮细作，还会优化流程，我还不信，现在看你这证明，军属们都认可你，看来是真有本事。你坐，先说说你做过哪些粗粮点心，怎么改进的？”

聂红玉坐在椅子上，不紧张了，她从帆布包里拿出实践笔记，翻开其中一页：“王厂长，我做过豌豆黄、驴打滚、槐花饼、红薯甜汤，还有病号餐用的小米粥。比如豌豆黄，我试过三种配比，陈教授教的是豌豆和白糖10:1，我在实践中调整成8:1，再加少许麦芽糖浆，这样更甜润，还不腻；驴打滚的黄豆面，我筛三遍，再用小火炒，保证香，还不牙碜；还有槐花饼，我在玉米面里加少许白面，让饼子更软，老人孩子都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