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冬末比往年初暖些，北京西城区的“红玉食品”新厂房外，最后一批红砖刚卸下车。聂红玉踩着沾着泥点的胶鞋，抬手抹了把额角的汗——不是累的，是心里的热乎气烘的。厂房的铁门是沈廷洲亲手焊的，刷着银灰色的漆，门楣上“红玉食品”四个铜字，是请文化馆的老教授写的，笔力遒劲，在薄阳下泛着光。

“红玉姐，市食品公司的人来了，说要谈长期供货。”李伟跑过来，棉裤上沾着白灰，“还有黄土坡的张云生大哥，打了三次电话，说‘红玉教室’上梁了，让你抽空回去看看。”聂红玉点点头，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磨得发亮的笔记本——这是她穿越后用的第三个本子，第一本记满了酱菜配方，第二本是食品铺的流水账，现在这本，写着新厂房的投产计划。

她翻开笔记本第一页，泛黄的纸页上是用蓝黑墨水写的日期：1968年12月7日，寒夜，石头高烧，无药。字迹歪歪扭扭，是刚穿越时，她用原主那支裂了缝的铅笔写的。指尖抚过这行字，13年的光阴像潮水般涌来，恍惚间，她又站在了黄土坡那间漏风的土坯房里，身下是扎人的稻草，怀里是滚烫的小石头。

那时候，她还是刚被“锦绣酒店”裁掉的经理聂红玉，30岁的人生突然踩空，醉酒后一睁眼，就成了黄土坡地主家的儿媳。原主的记忆混乱又绝望：被钟守刚诬陷偷玉米，被李秀莲堵在河边骂“扫把星”，看着怀里嗷嗷待哺的石头，跳进了结着薄冰的河。“我不能死。”聂红玉当时咬着牙想，前世被裁员的委屈还没消化，今生绝不能再输给命运。

第一个难题是活下去。柳氏抱着沈廷洲的退伍证，一天三顿给她脸色看：“地主家的小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留着你就是吃闲饭！”家里只剩半袋红薯，石头发着高烧，嘴唇干裂。聂红玉想起前世在酒店学的食材处理知识——红薯不仅能蒸着吃，还能熬成糊补充水分。她把红薯切碎，用豁了口的铁锅慢熬，熬到浓稠如蜜，一勺勺喂给石头，自己则啃着生红薯充饥。

为了换钱买退烧药，她盯上了院子里的野萝卜。前世酒店后厨腌酱菜的手艺没丢，她用仅有的粗盐，在土灶上腌了一瓦罐酱萝卜。萝卜要晒到半干，盐要撒得均匀，密封时要垫上干净的稻草——这些酒店里的“讲究”，在黄土坡成了活命的本事。当她攥着卖酱萝卜换来的五毛钱，从公社卫生院买回退烧药时，柳氏看着她冻得红肿的手，第一次没骂她“狐狸精”。

“生存”的底气，是一点点攒起来的。1969年开春，她顶着“地主成分”的帽子，主动申请去生产队炊事班帮忙。别人做饭是糊弄，她却用酒店的流程管理那套：米要淘三遍，菜要分类洗，连柴火都按大小码得整齐。“这是浪费时间！”炊事班的老王头骂她，可当社员们发现糙米饭变香了，野菜汤里没了沙子，连挑剔的老支书都夸：“聂家媳妇做的饭，有嚼头。”

她趁机提出“粗粮细作”：玉米磨成粉后要过筛，去掉粗渣；红薯叶焯水后用盐揉去涩味；就连喂猪的野菜，都按酒店食材分类的方法，分了“清热”“助消化”的品类。这些在酒店里不值一提的技巧，在缺衣少食的黄土坡，成了“本事”。年底分红时，柳氏捧着多领的十斤玉米，抹着眼泪说：“以前是我错看你了。”

1974年，是从“活命”到“立足”的转折点。汤书记找到她，说生产队的养猪场快垮了，三头母猪冻死，社员们怨声载道。“我试试。”聂红玉没犹豫，她知道，这是改变成分偏见的机会。她把酒店的“五常管理法”搬进了猪舍：“常整理”——猪舍分喂食区、休息区、排污区；“常清洁”——每日三扫，每周用石灰消毒；“常规范”——喂食时间、饲料配比都写在木牌上。

钟守刚跳出来反对：“地主婆想夺权！”他偷偷把猪饲料换成发霉的玉米芯，还在夜里放狗咬猪。聂红玉没哭没闹，连夜守在猪舍，抓住了现行。她没把事情闹大，只是当着社员的面，把发霉的玉米芯和钟守刚家里的粮袋对比——一模一样的粗布，一模一样的补丁。“养猪场是大家的饭碗，谁砸饭碗，就是和全村人为敌。”汤书记当场撤了钟守刚的副队长职务。

也是在这一年，她遇到了陈教授。老人被批斗得奄奄一息，蜷在公社的墙角，怀里紧紧抱着本《中国酱菜大全》。聂红玉想起前世酒店的总厨，也是这样把手艺当命。她偷偷给陈教授送窝窝头，用腌酱菜的盐水帮他清洗伤口。“孩子，你这腌菜的手法，有老北京饭店的味道。”陈教授感动之余，把书送给了她，还教她“老卤养缸”的秘方——这成了后来“红玉酱菜”的灵魂。

养猪场红火起来，聂红玉的名声也传开了。李秀莲嫉妒得眼发红，散播谣言说她“和汤书记有一腿”。聂红玉没理她，只是把养猪场的分红拿出来，给生产队盖了间代销点，让妇女们能就近买针线。“红玉是实在人”——社员们的口碑，比任何辩解都管用。当李秀莲私吞代销点货款被揭发时，没人替她说话，连她亲闺女都骂：“你不如聂婶一半好。”

1978年，沈廷洲退伍，部队安排随军北上。离开黄土坡那天，全村人都来送。张奶奶塞给她一坛老卤：“这是咱黄土坡的根，带着它，到哪都饿不着。”汤书记把一张写着“务实肯干”的纸条塞进她手里：“到了北京，有事就找我老战友。”聂红玉抱着石头，坐在拖拉机上，看着越来越远的黄土坡，突然明白：所谓生存，不是苟活，是在绝境里扎下根。

北京的日子，是新的开始，也是新的挑战。她被安排进“红星食品厂”当技术员，每月工资三十块。食品厂的生产线混乱不堪：原料堆在露天，腌菜的坛子随便乱放，工人徒手抓酱菜。聂红玉皱起眉，前世酒店后厨的“卫生标准”在她脑子里打转。她连夜写了份《生产流程优化方案》，把酒店的“食材溯源”“无菌操作”那套搬了进来。

“这是资产阶级臭毛病！”厂长把方案扔在地上，“我们是国营厂，不是大饭店！”聂红玉没放弃，她从自己负责的酱菜车间开始改：给工人发手套口罩，原料按新鲜度分类，腌菜时严格控制盐的比例。一个月后，她负责的酱菜合格率从60%升到98%，还被市供销社评为“优质产品”。厂长红着脸把方案捡起来：“聂技术员，全厂推广你的方法。”

在食品厂的两年，聂红玉摸清了食品行业的门道，也攒下了创业的第一桶金——五千块。1980年，国家鼓励个体经济，她递交了辞职报告，在菜市场旁租了间小铺，“红玉食品铺”开张了。开张那天，柳氏把攒了半辈子的私房钱都拿出来：“娘信你，这铺子能火。”沈廷洲帮她焊了货架，石头举着“开业大吉”的纸牌，在门口跳来跳去。

创业的苦，比在黄土坡更磨人。有人仿冒她的酱菜，用劣质萝卜充数；有人嫌她卖得贵，在门口泼脏水；还有地痞来收“保护费”。聂红玉没怕，她想起在黄土坡对抗钟守刚的日子——越是难，越要硬气。她把“红玉酱菜”的商标贴在每个坛子上，旁边印着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假一赔十，欢迎监督”；她去找工商局王科长，举报仿冒者；地痞来闹时，沈廷洲拿着退伍证站在门口：“我是退伍军人，谁敢闹事？”

陈教授也来帮忙，老人从旧货市场淘来台旧磅秤，每天坐在铺子里，给顾客讲酱菜的门道：“这酱黄瓜要选顶花带刺的，腌七天刚好；这酱肘子要用前腿肉，炖到脱骨才香。”老教授的背书，加上酱菜的好味道，“红玉食品铺”的名声越来越响。不到半年，铺子里的酱菜就供不上货了，聂红玉不得不租下旁边的两间房，招了五个工人——都是黄土坡的乡亲。

1981年的“省着名商标”，是对这13年最好的肯定。表彰大会结束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给黄土坡寄了两百块钱，让张云生帮着盖教室。“当年我在黄土坡，最大的遗憾是石头没地方读书。”她在信里写，“现在我有能力了，要让黄土坡的孩子都能上学。”张云生回信说，社员们主动来帮忙，不用工钱，还说要在教室墙上画她腌酱菜的样子，让孩子们记住“靠双手吃饭”的道理。

“红玉姐，市食品公司的李经理来了。”李伟的声音把聂红玉拉回现实。她合上笔记本，快步走进临时办公室——那是间用彩条布隔出来的小单间，里面摆着张旧桌子，是从食品厂淘来的。李经理握着她的手：“聂老板，我们想包销你的酱菜，每月两千斤，价格比市场价高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