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清明刚过，北京的胡同里还飘着榆钱的清香，聂红玉就被一封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给难住了。“约我写自传？”她捏着信笺的手指有些发颤，油墨印的“鼓励当代女性”几个字格外醒目，“我一个腌酱菜的，哪会写什么书。”沈廷洲正蹲在院子里修老花镜，闻言抬头笑了：“你会的可不止腌酱菜。当年在黄土坡，你给社员们念报纸的劲头，比教书先生还精神。”

信是出版社的张编辑寄来的，附页上写着一串案例——下岗女工创业成功、农村妇女进城打拼，末了画了个红圈：“您的经历，是‘命运逆袭’最好的注脚。”聂红玉把信放在老槐树下的石桌上，阳光透过树叶在信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恍惚间就看见1998年金融危机时，林晓梅抱着孩子哭着说“不想认命”的模样。“写写吧。”沈廷洲把修好的老花镜递给她，镜架上缠了圈红绳，是念红编的，“让那些觉得日子熬不下去的姑娘，看看你的故事。”

第一晚动笔，聂红玉对着稿纸发了三个小时的呆。钢笔尖在纸上洇出一个墨点，像极了1968年那个冰冷的清晨——她在黄土坡的河边上醒来，浑身湿透，耳边是原主三岁儿子小石头撕心裂肺的哭声，还有婆婆柳氏“扫把星”的咒骂。“从哪儿写起？”沈廷洲端来一碗小米粥，上面卧着个荷包蛋，“就从你最疼的时候写起，疼过之后的劲儿，才最能打动人。”

稿纸的第一行，她写下“聂红玉”三个字，笔尖顿了顿，又添上副标题：“从酒店经理到食品女王：我的重生之路”。窗外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洒在纸上，她的思绪一下子飘回了2000年的前半生——前世30岁那年，她拿着酒店经理的辞退信，在上海的暴雨里走了三个小时，高跟鞋的跟断了，包也被抢了，那时候她以为，人生最惨不过如此。直到穿越成1968年的聂红玉，她才知道，惨字底下，还有更难的活法。

“1968年的黄土坡，土是苦的，风是烈的。”聂红玉写下这句话时，手指不自觉地摸向手腕——那里有一道浅浅的疤，是当年为了救陈教授，被红卫兵的皮带扣划的。沈廷洲凑过来，用指腹轻轻摩挲那道疤：“那天你抱着陈教授的药箱，在玉米地里躲了整整一夜，回来的时候嘴唇都紫了。”聂红玉笑了，钢笔在纸上继续游走：“可就是那一夜，陈教授跟我说，‘手艺在，人就不会倒’。”

写穿越后的第一顿饭，聂红玉的眼泪滴在了稿纸上。那是她用仅有的半瓢玉米面，掺了野菜做的菜团子，柳氏把最大的一个给了儿子沈廷洲，只给她留了个小的，还啐了句“地主家的小姐，就该饿肚子”。“我没吃那个菜团子。”她在稿纸上写道，“我抱着小石头，在窑洞里的灶台前坐了一夜，把前世酒店后厨的菜谱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红烧肉的做法、酱肘子的秘方，那些曾经用来招待贵宾的手艺，成了我活下去的底气。”

沈廷洲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给她磨墨。墨条是从黄土坡带来的，是老会计的父亲传下来的，磨出的墨香混着院子里的槐花香，格外安神。“你还记得吗？”聂红玉忽然抬头，“1969年冬天，你从部队探亲回来，给我带了块肥皂，我用它洗了那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你说我像‘换了个人’。”沈廷洲的耳朵红了：“不是像，是本来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你眼里有光，不像以前的红玉，总低着头。”

写到帮生产队优化炊事那段，聂红玉特意翻出了那个磨破了皮的笔记本。第一页记着1970年的账：“玉米粥熬煮时间延长十分钟，加半勺碱面，口感更糯；窝窝头掺三分之一红薯面，节省粮食还饱腹。”那是她用酒店成本控制的法子，帮黄土坡的社员们在粮食定量的情况下，多吃了半碗饭。“那时候钟守刚到处说你‘搞资产阶级享受’。”沈廷洲补充道，“你拿着社员们的感谢信，在公社大会上把他怼得说不出话。”

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从1972年偷偷给陈教授送草药，到1975年顶着“成分问题”搞集体养猪场；从1978年第一次背着酱菜去西安送货，到1985年在北京开第一家“红玉食品铺”。每写一个段落，聂红玉就会停下来，让沈廷洲帮她回忆细节——养猪场第一次产崽时的喜悦，送货时被火车乘务员刁难的委屈，食品铺开张时汤书记送来的“诚信为本”牌匾。“这些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她在稿纸上划了条横线，“是陈教授的手艺，汤书记的支持，还有你，一直站在我身后。”

写到1980年原主跳河真相揭开的那天，聂红玉的笔停了很久。那天她在沈廷洲的退伍证夹层里，发现了一张原主写的纸条：“守刚逼我，活不成了”。钟守刚因为挪用集体财产、逼迫妇女，被公社带走的时候，还在喊“聂红玉害我”。“我没有害他。”聂红玉在稿纸上写道，“是他自己把路走歪了。女人的命，不是用来被欺负的，是用来自己挣的。”沈廷洲握住她的手，指腹擦去她眼角的泪：“你不仅为原主报了仇，还帮更多女人活出了样子。”

谷雨那天，张编辑特意从出版社赶来。聂红玉把写好的前十五章稿纸递给她，手指有些紧张地绞着围裙——那是柳氏生前给她缝的，领口还绣着朵小菊花。“您写得太真实了。”张编辑看得眼圈发红，“这段‘用酒店摆盘技巧卖酱菜’的情节，比小说还动人。”那是1982年，聂红玉把酱菜装进粗瓷碗，撒上点香菜叶，原本卖不动的酱菜，一下子成了供销社的紧俏货。“不是技巧，是心思。”聂红玉给她倒了杯甘草茶，“不管做什么，把心思用到了，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张编辑的到来，给聂红玉的写作添了把火。她开始尝试用对话还原场景，比如1990年食品厂开业那天，汤书记拍着桌子说“红玉，你给黄土坡争光了”；1995年小石头考上食品专业，拿着录取通知书哭着说“娘，我以后帮你”；1998年金融危机，老员工们集体写请愿书，说“跟聂总一起降薪，绝不走”。“这些对话要写得像真人说的。”张编辑建议道，“比如柳氏，她说话带黄土坡的口音，‘俺’‘咋’这些词，能让人物立起来。”

为了写好柳氏，聂红玉特意回了趟黄土坡。窑洞里的针线笸箩还在，里面放着柳氏没做完的布鞋，针脚有些歪，是她晚年眼睛花了之后做的。“娘一开始是真嫌弃我。”聂红玉摸着布鞋的鞋面，对跟来的念红说，“她觉得我是地主成分，会连累沈家。可后来，我给她熬治咳嗽的梨膏，帮她抢收玉米，她就把我当亲闺女了。”念红抱着布鞋：“奶奶在作文里写过，‘我娘是铁打的，谁也打不倒’。”

从黄土坡回来，聂红玉在稿纸上加了一段柳氏的故事。1976年地震，窑洞塌了个角，柳氏把聂红玉和小石头护在身下，自己的腿被砸伤了。“那时候她喊的是‘我的红玉’。”聂红玉写道，“以前我总觉得，婆婆和媳妇是天敌，可在生死面前才知道，女人之间的情分，是互相疼出来的。”沈廷洲给她端来一碗梨膏，是按柳氏的方子熬的：“娘要是能看见你写的书，肯定会跟街坊邻居炫耀，‘这是我儿媳妇写的’。”

写到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聂红玉特意去了趟天安门。看着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她想起当年带着小石头在深圳的街头，吃一碗炒河粉都觉得奢侈。“那天我在深圳的‘红玉食品铺’挂了面国旗。”她在稿纸上写道，“一个香港来的老板问我，‘你的酱菜能卖到香港吗？’我说‘能，等香港回家了，我亲自送过去’。”现在，香港的超市里，“红玉”的酱菜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标签上写着“来自黄土坡的味道”。

写作的间隙，总有年轻员工来家里找聂红玉。林晓梅带着刚开发的火锅底料配方，说要给自传做“实物注解”；阿娟寄来广州的新茶，附信说“聂总，我的故事也能写进去吗？”最让聂红玉感动的是李想，他带着几个大学生，把她的经历做成了PPT，在学校里演讲，标题是“女性的力量，从不被定义”。“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意义。”聂红玉在序言里写道，“不是为了炫耀我赚了多少钱，是为了告诉每一个姑娘，命运给你烂牌，不是让你认输，是让你把它打活。”

入夏的时候，自传的初稿终于完成了。沈廷洲把稿纸按章节理好，用红绳捆成一摞，放在柳氏的遗像前。“娘，红玉的书写完了。”他点了三炷香，“这里面有您的功劳，有陈教授的功劳，还有黄土坡所有人的功劳。”聂红玉摸着稿纸的边缘，那些被笔尖磨毛的地方，像极了她走过的路——粗糙，却充满力量。“明天我把稿子寄给张编辑。”她对沈廷洲说，“咱们去趟北戴河，就当放松放松。”

北戴河的沙滩上，聂红玉把脚伸进海水里，清凉的感觉驱散了写作的疲惫。沈廷洲给她撑着伞，手里拿着本《平凡的世界》：“张编辑说，你的书会和这本书摆在一起。”聂红玉笑了：“我哪能跟路遥比。”沈廷洲把书递给她，扉页上写着一行字：“平凡人的坚持，就是最不平凡的事。”远处，几个年轻姑娘在沙滩上放风筝，风筝上印着“红玉”的logo，飞得又高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