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秋风卷着银杏叶落在北京四合院的青石板上，沈承业踩着落叶冲进院子时，怀里的财经报纸都被吹得翻卷起来，头版“红玉食品跻身世界500强”的黑体字像团火焰，在秋阳下格外耀眼。“奶奶！爷爷！爸！我们家‘红玉’进世界500强啦！”少年的声音撞在砖墙上，惊得院角的鸽子扑棱棱飞起，掠过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这树是1985年聂红玉和沈廷洲亲手栽的，如今枝桠都快伸到街对面了。

柳氏正坐在廊下摘菜，手里的苦苣菜是刚从黄土坡寄来的，绿油油的模样和1968年聂红玉刚到沈家时挖的一模一样。她扶着老花镜接过报纸，手指在“世界500强”几个字上反复摩挲，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泪光：“当年我还骂你奶奶‘地主家的小姐不会过日子’，哪想到她能把酱菜卖到全世界去。”沈廷洲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个锃亮的不锈钢保温杯，里面泡着甘草茶——这是聂红玉的习惯，不管走多远，都爱喝口黄土坡的味道。

“达沃斯论坛的邀请函也到了。”小石头跟在后面，西装革履的模样透着企业家的沉稳，却在接过沈承业递来的报纸时，指尖微微发颤。他把烫金的邀请函放在八仙桌上，旁边摆着那个陶土野菜团子模型，还有陈教授当年送的《中国烹饪大全》，“组委会说，想请娘作为中国民营企业代表发言，讲讲‘红玉’从黄土坡到世界舞台的故事。”

聂红玉这时从厨房出来，围裙上还沾着面粉，手里端着刚蒸好的翡翠团子——和金婚时沈承业做的一样，却在边缘捏了圈精致的花纹，是她从陈教授教的点心手法里改良的。“刚听见承业喊了。”她把盘子放在桌上，拿起邀请函翻看，目光落在“全球经济与企业责任”的主题上，“这个主题好，咱们‘红玉’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没丢了责任二字。”

“娘，您得准备套像样的礼服。”沈念红从国外打回视频电话，屏幕里的她穿着职业套装，身后是“红玉食品”欧洲分公司的办公室，“我托人在巴黎订了高定，明天就寄回去。”聂红玉却摆了摆手，指着衣柜里那件藏蓝色西装：“就穿这个，沈廷洲陪我去订的，非典那年开董事会就穿它。”她拿起领口别着的银发簪——还是沈廷洲用旧军牌融的，“有这个就够了，比什么珠宝都体面。”

沈廷洲坐在她身边，给她倒了杯甘草茶：“我陪你去瑞士。当年你随军北上，我陪你；现在你去达沃斯，我还陪你。”他从抽屉里拿出个旧牛皮本，里面是50年来的家庭账本，第一页记着1968年的开销：“玉米面半袋，借自战友；苦苣菜三斤，自挖；野菜团子十个，养活三人。”最后一页是2010年的记录：“红玉食品全球分公司32家，员工8万人，帮扶黄土坡、汶川等地贫困家庭1200户。”

“这账本比我的酒店管理资格证还金贵。”聂红玉摸着泛黄的纸页，想起1968年那个寒夜，她蹲在窑门口算工分，沈廷洲蹲在她旁边，用树枝在地上写算式：“扣掉口粮，还能剩两斤玉米面，够熬三锅粥。”那时候的日子苦得像黄连，却让她学会了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这习惯后来用到企业管理上，“红玉”的财务报表永远比同行业干净，连审计师都夸“聂总的账，比教科书还标准”。

筹备出发的那几天，四合院天天挤满了人。老张的儿子现在是“红玉物流”全球总裁，带着团队来汇报国际运输方案；阿娟的女儿刚从汶川分厂调回总部，手里捧着新研发的“羌绣酱菜礼盒”：“聂总，这是用汶川羌绣做的包装，欧洲客户试销后都夸有中国味道，您带几盒去达沃斯当伴手礼吧。”汤家儿子也来了，带来了汤书记生前的笔记本，里面记着1970年聂红玉送土豆的事：“我爸写着‘红玉这姑娘，将来能成大事’，现在真应验了。”

出发前一晚，聂红玉在书房整理发言材料，沈廷洲坐在旁边给她缝西装扣子——那粒牛角扣是当年从黄土坡的老黄牛身上取的，磨得温润发亮。“发言稿别写得太官方，就讲讲你的故事。”沈廷洲把线咬断，“当年你在黄土坡给社员讲‘怎么把野菜做香’，比现在的专家讲得还动人。”聂红玉笑着点头，把发言稿里的“企业战略”划掉，改成了“1968年的野菜团子”。

第二天去机场的路上，沈承业坐在副驾驶座上，兴奋地给聂红玉讲达沃斯论坛的历史，忽然问：“奶奶，您当年穿越到1968年，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去瑞士开大会？”聂红玉看向窗外，北京的高楼大厦掠过眼前，和1985年她刚来时的小平房截然不同。“没想过，”她轻轻摸了摸胸前的银发簪，“当年只想让小石头吃饱饭，让你爷爷不用愁粮票，让你奶奶能对我笑一笑。”

飞机降落在瑞士达沃斯时，当地时间正是清晨。聂红玉穿着藏蓝色西装，戴着银发簪，手里提着装着酱菜礼盒的布包，和沈廷洲并肩走出机场，引来不少记者拍照——他们见多了穿高定的企业家，却从没见过带着“中国味道”的参会者。有个瑞士记者好奇地问：“聂女士，您的伴手礼是什么？”聂红玉打开布包，拿出一盒羌绣酱菜：“是我们家乡的味道，也是‘红玉’的根。”

论坛会场设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酒店里，水晶灯璀璨夺目，却让聂红玉想起1985年北京食品铺的煤油灯——那盏灯陪着她熬过无数个研发酱菜的夜晚。她刚坐下，旁边就传来熟悉的声音：“聂总，没想到能在这见到您！”是当年质疑她捐赠500万的年轻董事李凯，现在已是“红玉国际”的CEO，“当年我不懂您为什么把利润捐出去，现在才明白，‘红玉’的品牌价值，就藏在那些善举里。”

开幕式结束后，聂红玉参加了“女性企业家论坛”。当主持人问她“从地主成分的穷媳妇到世界500强创始人，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时，聂红玉从包里拿出一张老照片——1968年她抱着小石头，沈廷洲站在旁边，背景是黄土坡的窑洞。“是这三样东西，”她指着照片，“第一是手艺，我用酒店学的食材处理技巧，把苦苣菜做成能救命的团子；第二是人心，当年沈廷洲的半袋玉米面，汤书记的一句‘我支持你’，都是我活下去的底气；第三是责任，企业越大，越要记得谁帮过你。”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有个美国企业家举手提问：“聂女士，现在很多企业为了利润转移生产线，‘红玉’却把工厂建在汶川、黄土坡这些欠发达地区，您不担心成本问题吗？”聂红玉笑了，从布包里拿出那个陶土野菜团子模型：“您看这个团子，1968年它值半袋玉米面，现在它值‘红玉’的半壁江山。当年黄土坡的乡亲帮我，现在我帮汶川的孩子，这不是成本，是‘红玉’的根。根扎得深，树才能长得高。”

午餐时，世界银行的代表找到聂红玉，想和“红玉食品”合作开展“食品扶贫计划”。“我们考察过‘红玉’的汶川分厂，”代表递过一份报告，“你们用当地食材做酱菜，带动了2000多户农户增收，这种模式值得在全球推广。”聂红玉接过报告，翻到“黄土坡扶贫项目”那一页，里面记着张云生带领乡亲们种蔬菜的事迹：“这不是‘红玉’的模式，是中国人‘抱团取暖’的模式，我只是把它用到了企业里。”

下午的主旨发言，聂红玉是最后一个登场。聚光灯打在她身上，她却像在四合院给孩子们讲故事一样亲切：“1968年，我在黄土坡的窑洞里蒸野菜团子，那时候我不会想到，52年后，我会站在这里，给大家讲‘红玉’的故事。有人问我，‘红玉’为什么能成功？我想告诉大家，不是因为我们的酱菜多好吃，而是因为我们没丢了‘做人’的本分。”

她举起《中国烹饪大全》的复印件，扉页上“手艺是根，人品是魂”的字迹清晰可见：“这是我的导师陈教授留给我的话。当年他被批斗，我冒着风险藏起他的书；现在‘红玉’成了世界500强，我把他的话刻在了每个分公司的墙上。手艺能让企业活下去，人品能让企业走得远。”她顿了顿，声音提高了几分，“在座的各位都是企业家，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办企业，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冰冷的数字，还是为了温暖的人心？”

台下静了几秒，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比任何一次发言都热烈。有个德国企业家站起来大喊：“聂女士，我明天就去中国，去黄土坡看看您的‘根’！”聂红玉笑着鞠躬，目光落在台下的沈廷洲身上——他正举着手机录像，眼里的泪光和50年前在窑门口看她蒸团子时一模一样。

发言结束后，很多企业家围着聂红玉交流。有个日本企业家拿出1985年“红玉食品”出口日本的第一瓶酱菜，瓶身上的窑洞图案已经褪色：“我父亲当年把这瓶酱菜当宝贝，说‘这是有温度的食品’。现在我接手家族企业，也要学‘红玉’，做有温度的生意。”聂红玉接过酱菜瓶，想起当年为了符合日本标准，她带着团队改了18次配方，“温度不是装出来的，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就像这酱菜，得用真心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