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们讲完故事的第五天，黄土坡落了场冷雨。雨不像秋分那阵细密，带着深秋的寒劲，砸在老槐树的黄叶上，“啪嗒”一声就溅开，像摔碎了的泪珠。窑顶的青瓦被淋得发亮，顺着瓦檐往下淌水，在门口积成一小汪，映着灰蒙蒙的天，连石桌上的野菊花都蔫了，花瓣上挂着的雨珠，像哭红的眼睛。

聂红玉正坐在火塘边翻晒陈教授去年寄来的新茶，是北京西山的碧螺春，陈教授说“雨前采的，配你的酱菜刚好”。她戴着老花镜，手指捏着竹制茶箕，动作慢却稳，茶芽的清香混着火塘的柴烟味，刚要散开，就被院外急促的脚步声打断——是村里的邮递员小周，披着雨衣，裤脚全是泥，手里攥着个湿透的信封，还有部老式的翻盖手机。

“聂奶奶！北京来的急电！”小周跑进窑，把手机递过来，“是小石头总在北京的分公司接的，说让您赶紧听，有重要事。”手机还带着雨气，聂红玉的手指刚碰到机身，就被凉得一缩，她扶了扶老花镜，按下接听键，里面立刻传来小石头急促又压抑的声音：“娘，北京来的消息，陈爷爷……今早走了，寿终正寝，享年92岁。”

“哐当”一声，聂红玉手里的茶箕掉在火塘边，竹条磕在青砖上，发出闷响。碧螺春的嫩芽撒了一地，混着灶灰，白绿相间，像1969年陈教授第一次给她的那把龙井，也是这样金贵的模样。她握着手机的手指猛地收紧，指节泛白，连呼吸都顿了两秒，才听见自己的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知道了，后事安排好了吗？”

“陈爷爷的学生在办，说等咱们过去见最后一面。”小石头的声音带着哭腔，“娘，您身体不好，黄土坡到北京要坐高铁，我怕您熬不住，要不……我先过去稳住，您看？”

聂红玉没立刻回答，她弯腰去捡地上的茶芽，手指却总抓空，老花镜滑到了鼻尖，她也没顾上扶。火塘里的火苗“噼啪”响了一声，溅出个火星，落在她的裤脚，她才像回过神来，对着手机说：“我不去了。”她顿了顿，捡起一片完整的茶芽，放在手心，“你替我去，带着承业，让孩子给陈爷爷磕个头。”

挂了电话，聂红玉坐在火塘边的竹椅上，把手机放在石桌上——那是小石头给她买的老人机，键盘大，屏幕亮，背面贴着张老照片，是1978年陈教授平反时，在黄土坡老窑前拍的：陈教授穿着中山装，扶着眼镜笑，她站在旁边，手里捧着酱菜缸，沈廷洲抱着小石头，柳氏端着刚蒸好的窝头，老槐树的枝叶在他们头顶舒展，阳光正好。

“陈教授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贵人。”聂红玉对着照片轻声说，像是在和陈教授对话，又像是在给自己解释。沈承业从外面跑进来，头发上沾着雨珠，手里攥着把苦苣菜：“奶奶，我挖了新的苦苣菜，您教我做酱菜好不好？陈爷爷说过，霜降后的苦苣菜做酱最香……”话没说完，他看见奶奶的样子，就闭了嘴，小大人似的蹲下来，捡地上的茶芽，“奶奶，您怎么哭了？”

聂红玉摸了摸眼角，才发现自己流了泪，她把沈承业拉到身边，指着照片里的陈教授：“承业，陈爷爷走了，去见你爷爷和奶奶了。”她拿起桌上的《中国烹饪大全》，书脊已经磨平了，封面是小石头后来重新包的，用的是羌绣边角料，“这本书记着陈爷爷的手艺，也记着他的情，你要好好学，不能忘。”

“1969年的冬天，比今年冷多了。”聂红玉翻开书，第一页夹着片干枯的苦苣菜叶，是当年陈教授教她辨认野菜时压的，“那时候陈教授刚被下放到生产队，因为‘资产阶级作风’，天天被拉去批斗，后背被打得全是血口子，藏在牛棚里不敢出来。我去给牛添草的时候，听见他疼得哼，就偷偷把他扶回了咱们的老窑。”

沈承业趴在她腿上，听得认真，小手攥着她的衣角。“那时候你太奶奶柳氏，一开始不乐意，说‘他是反动派，沾着晦气’，可看见陈教授疼得直抽气，还是去灶膛里烧了热水，给我找了你的旧棉袄，让我给陈教授裹上。”聂红玉笑了笑，想起当年的场景，“我用酒店学的急救知识，给陈教授清洗伤口，没有药，就把家里仅有的红糖熬成水，涂在伤口上——酒店师傅说过，红糖能消炎，没想到真管用。”

“陈教授那时候虚弱得很，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却拉着我的手，指着牛棚里的一堆野菜说‘丫头，那些是马齿苋，能吃，比苦苣菜还顶饿’。”她摸了摸书里的批注，“后来我每天给他送粥，他就教我认野菜、辨五谷，说‘食材无贵贱，用心做就是好东西’。有一次钟守刚去牛棚查，陈教授把我藏在草堆里，自己被拉出去批斗，回来的时候，牙都被打掉了两颗，却笑着说‘丫头，书没被搜走就好’。”

雨越下越大，打在窑窗上，噼啪作响。小石头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个油纸包，是北京寄来的陈教授的遗物——一个铜制的汤勺，是陈教授在北京饭店当总厨时用的，勺柄上刻着个“陈”字。“娘，北京来的人说，陈教授临终前还拿着这个勺子，说要还给您，当年您用这个勺子给她熬粥，他一直记着。”

聂红玉接过汤勺，铜勺已经磨得发亮，勺柄被手攥得温热，像还留着陈教授的体温。“1970年灾年，粮食不够吃，陈教授教我做黄豆酱，说‘酱能下饭，一碗酱能顶半碗粮’。”她把汤勺放在火塘边烤了烤，“他从怀里掏出这个铜勺，说‘这个勺沉，熬酱的时候能搅得匀，味道更醇厚’。我用这个勺，熬了第一缸黄豆酱，不仅咱们家够吃，还分给了乡亲们，救了不少人。”

“钟守刚那时候嫉妒，说我‘偷学反动派的手艺’，要把我的酱菜缸砸了，是陈教授站出来，拿着这个铜勺说‘这是劳动人民的手艺，不是资产阶级的’。”聂红玉的声音沉了下来，“他那时候刚能下床，却挡在酱菜缸前，比你爷爷还护着我的东西。汤书记来了，看了看酱缸，又看了看陈教授，说‘能让社员吃饱的手艺，就是好手艺’，才把钟守刚骂走。”

小石头坐在旁边，给火塘添了块柴：“娘，我记着您说过，陈爷爷教您的不只是做酱菜，还有做食品的良心。”他拿起铜勺，“当年您办食品厂，陈爷爷已经平反回北京了，特意寄来封信，说‘红玉，做食品别贪多，用料要足，味道要正，比什么都强’，您把这句话刻在了厂门口的石头上，现在还在。”

“可不是嘛。”聂红玉点点头，眼里又泛起泪光，“1978年陈爷爷回北京，我去送他，给他装了满满一坛子酱菜，他说‘红玉，等我回北京，给你寄新的菜谱’。这几十年来，他每年都寄，从手写的纸条，到后来的打印稿，再到近几年的微信语音，教我做新的菜式，提醒我注意身体。”她打开手机，翻出陈教授今年春天发的语音，声音已经很苍老，却依旧有力：“红玉，今年西山的碧螺春下来了，配你的酱菜，解腻。”

“那您为什么不亲自去送陈爷爷呀？”沈承业仰着头问，“您不是说，陈爷爷是您最亲的人吗？”

聂红玉摸了摸他的头，看向窗外的老槐树：“承业，奶奶老了，走不动远路了，可我的心去了。”她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个木盒，里面装着三样东西：一个铜制汤勺，一瓶刚熬好的黄豆酱，还有片压平的苦苣菜叶，“让你爷爷带着这些去，铜勺是陈爷爷的念想，酱是我做的，和当年的味道一样，苦苣菜叶是咱们黄土坡的根，让陈爷爷知道，他的手艺在黄土坡传下去了。”

“还有，”聂红玉拉住小石头的手，眼神郑重，“你到了北京，替我给陈教授磕三个头，告诉他：第一，他教的手艺，我没丢，‘红玉食品’越做越好，卖到了国外；第二，他救的人，都好好活着，黄土坡的乡亲们都记着他；第三，他的书，我传给承业了，将来还有更多人学他的手艺，做实在人，卖实在货。”